故宫国宝迁徙中的护宝人：典守故宫国宝70年(2)

　　当时国门大开，许多学子纷纷留洋，归国后都想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杭立武看到当时国内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独缺政治学术团体，他广召各地知名学者一起创立了中国政治学会、“中英文化协会”，致力中英文化交流。因为他熟悉英国情况，被派任为对英国的联络员，与英国驻华大使和丘吉尔首相打过多次交道。

　　史料记载，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失陷前后，曾经出现过一个专门保障难民安全与生活的“安全区”（又叫“难民区”）。一度有近30万人聚集在这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内避难，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这个安全区就是杭立武发起设立的。他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迁运故宫国宝的契机就隐藏在这里。

　　当时，南京市长马超俊听说了难民区的事，建议杭立武将朝天宫故宫文物院也纳入难民区范围，以免日军破坏文物。但当时的难民区地图已经划定，要更改并不容易，于是杭立武向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建议，将文物尽快迁到后方。此时日军已经打到南京外围，抢运文物刻不容缓，最后决定让杭立武负责文物抢运。

　　但政府并没有充足的资金拨给，杭立武只好向关务署英籍总税务司借了数十万元。当时的南京城已极其混乱，百姓纷纷逃难，交通工具很难找，从1937年11月20日到12月8日的19天里，杭立武动用了一切力量，分水、陆两条路线抢运。陆路由军委调拨车辆，沿津浦铁路转陇海线到宝鸡，再换装卡车入川。水路方面，国轮都没有了，最后租到一艘英商轮船，决定上溯长江运到汉口再转运四川。

　　当时，日军的炮火已在南京城门外燃起，英国商船担心遭到日军轰炸，停在南京下关码头不走，无奈之下，杭立武在码头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攀着水手们抛下的缆绳上船随行，轮船才终于启航。就在第二天，日军对南京发起了总攻，而14571箱故宫文物水陆并进运往了安全的大后方，藏在乐山和峨眉两地。

　　经过这次惊险的抢运，杭立武对这些用自己生命去保护的文物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驱使着他，在11年之后再次把自己与故宫国宝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1948年12月21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出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秘密驶进南京下关码头，将第一批712箱文物运到了台湾基隆。押运总负责人是李济。文物专家说存放文物之地不能太潮湿，要求干燥，为此杭立武多方查询，了解到基隆多雨，新洲多风，高雄、台南炎热，气候温和又干燥的只有台中。经过考察，最后相中了台中糖厂的仓库。台中市市长陈宗熙是杭立武金陵大学的同学，而台中糖厂厂长于升峰碰巧又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谭旦同的留法同学。有了这些关系，文物顺利迁入台中糖厂的仓库中。

　　1949年1月6日到1月9日，第二批2646箱文物由招商局的“海沪号”轮船运往基隆。1949年1月30日到2月22日，第三批1248箱文物由“昆仑号”军舰运到了台湾。

　　海上风雨飘摇，状况甚多，但三批文物都有惊无险地顺利到达台湾，全部运到了台中糖厂仓库，并被严加看守。当地老百姓不知道那个普通仓库里全都是中华民族的稀世珍宝，只是奇怪为什么多了好多兵，还拿着枪。

　　由于战事紧张，同事们都纷纷撤离，杭立武送走家人后，一个人留在重庆处理事务，期间又碰到一系列紧急事件。原来抗战时，河南博物馆的69箱文物也南迁到了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河南省政府主席向杭立武求救，希望他能设法将这批文物迁台。杭立武立刻向上汇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将这副担子交给了杭立武。

　　当时重庆情形混乱，贮藏文物的防空洞不通公路，交通困难，河南博物馆的人员也不知去向。同事曾问杭立武：“要人还是要古董？”杭立武说：“都要，尽力而为吧。”在飞机就要升空的最后关头，精选的38箱河南博物馆文物费尽周折终于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由两架运输机运往台北松山机场。

　　离开重庆后，杭立武随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准备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当天阎锡山带了两箱黄金，同机的陈立夫和朱家骅担心飞机超重，让杭立武去劝阎锡山放弃黄金。正不可开交时，匆匆赶到的张大千又出了个新难题：要求带着78幅敦煌临摹壁画搭机。当时飞机载重已饱和，机长不同意再增加重量。一边是珍贵的艺术品，一边是绝不可能丢下黄金的阎锡山，杭立武当即决定把自己的行李、包括20两黄金撤下，让张大千和他的画登机，并与张大千约定，到台北后捐出这些画给故宫。问题因此解决，最后一班飞机终于起飞。

　　与故宫国宝结缘，成为杭立武人生故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1989年，一生淡泊名利的杭立武因维护故宫文物安全而获得行政院文化奖。这个奖整整迟了40年。受奖时，杭立武说，自己做这些事觉得很快乐，完全没必要给奖金。之后，他把40万奖金的一半捐给了台北故宫，希望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用来收集文物。

李济——殷墟发掘第一人

　　李济的人生很传奇，“三次改行”的经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911年，李济幸运地考取了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读书期间，美国华尔考（G.D.Walcott）博士曾为他们教授过心理学和伦理学。由此李济对心理学发生兴趣，1918年赴美选择在马萨诸塞省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

　　那次同船去的，还有自费留学的徐志摩，两人曾同住一间寝室，关系非常要好。1920年，徐志摩去了伦敦，李济则进入哈佛大学进修人类学。虽然之后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徐志摩对李济的评价甚高，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在哈佛求学的3年里，李济写成了一篇长达20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里，李济分析总结中国民族的5种主要成分和3个次要成分。从那以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都会引用这本书，这使李济一下子声名大振。

　　1923年，学成归国的李济应聘到南开大学教授社会学与人类学。着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李济由此与考古结缘。

　　1925年，清华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为首任研究院主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李济被聘为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