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国宝迁徙中的护宝人：典守故宫国宝70年(5)

　　在孤寂的环境里，那志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做研究。在玉器制作部分，他撰写的专着、译着及合着，从最早的器物学，到古玉通视，约有34册之多。书中的许多资料他自己亲自去拍摄留存。比如早期的玉作坊，按照传统作法，所做的玉的开、切、剖，包括说凿的照片资料，世界上可查到的非常少，那志良的着作里做了很多注解和注释，中国的古玉因他的研究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对文物，那志良始终有一份特殊的亲近和感恩，他说：“从任何方面看，我与文物的关系，至为密切，我半世的精力消耗在文物上；而文物使我增进不少学识，养了我全家。”

　　从进故宫工作开始与国宝结缘，他一辈子操心的、琢磨的就是怎么善待文物，故宫文物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然而，他家中却没有任何文物藏品，“因为人在故宫，一定要避嫌”，他把这称作文物守护者的基本职业素养，甚至他招收弟子的前提也是不准购买古玩。

　　1978年台湾艺术大学聘请那志良去教授古器物学。一般艺术学校的学生，上课是最散漫的，但是那志良上课不用点名，学生很准时到课。他开的第一门课，是从学术理论、学术角度、创作原理和历史典故来谈中国文物的源流、中国文物的价值，是系里最叫座的一门课。那志良常常与学生聊天，他说，故宫文物是历史的结晶，属于全中国人，海峡两岸的文物总有一天会复合。

　　1994年，当年曾与那志良一同共事的单士元访台，与那志良在几十年后重逢。当单士元问及第一批南迁时的4位元老，那志良轻轻回答，已故去3位。而那志良也迫不及待询问当年留守在北京故宫的几位故友，单士元只说了三个字：“没有了。”

　　慨叹往事如烟的两位老人，谈到护送文物的艰险。那志良护送的l3000多箱故宫文物，历经5年颠沛流离，辗转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丢失或损坏，堪称世界文物史上的奇迹。

　　1998年5月，单士元去世。4个多月后，那志良也故去了。从此，一段活的文物史便随他们远去了。

　　1925年，清华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为首任研究院主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李济被聘为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

　　清华学堂的学生刚报到时，有人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神情有些萎顿的老人，便悄悄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吧？”其实那位老先生是王国维，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研究考古的必是位老先生，而李济那一年才29岁。

　　1926年10月，李济率队来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做田野考古工作，这次发掘收获非常大，采集到了60多箱出土文物，大部分是陶片。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发掘中最有趣的发现是半个蚕茧壳，壳上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迹。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壳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这次发掘之后，李济撰着了《西阴村史前遗存》，这一着作奠定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当时的所长傅斯年一开始就定下了两件事：一、成立一个组，以考古学家作为研究中国史的新工具；二、以发掘殷墟作为考古组的第一个田野工作项目。他需要一个合适的学者来领导考古组。最后傅斯年选择了李济，从那时开始，李济的一生和安阳的殷墟发掘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发掘之初，李济跟所内同仁约定：一切出土物全部属于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收藏古物。

　　殷墟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了15个工作季，直到1937年中结束。在第三次挖掘时，发现了着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1935年，殷墟第11次发掘为期95天，所获极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磐、玉器、石器等多件文物。殷墟大发现震惊了世界，也是李济一生事业的黄金年代。

　　殷墟发掘印证了商朝的存在，并由此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了几百年。李济的学生张光直曾说：“直到今天，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仍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已经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的李济，负责“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

　　“史语所”在昆明安顿了两年后，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又从昆明迁往四川李庄。李庄6年，生活虽然困难，但李济带领着考古组依然坚持考古工作，曾在四川彭山崖墓发掘出一些重要石刻和特殊雕刻，还和四川省博物馆合作，在成都琴台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

　　战乱期间，李济的两个女儿均因医疗条件太差患病去世，只剩下一个儿子李光谟。之后李济夫妇过继了一个亲戚的男孩，取名“光周”，后来也成为一名考古学家。

　　1948年内战爆发，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李济是这次迁徙的押运人。

　　当时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李济心里也很矛盾，但他第一考虑的是保护文物，他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无所谓去哪个地方。”为了文物，李济决定携妻儿迁居台湾，但他的儿子李光谟不愿意，他决定回上海。李光谟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次分离就是永别。

　　李济到台湾后，很快筹备成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考古及人类学人才，其中最突出的是张光直。张光直出国留学，成就非凡，38岁升任耶鲁大学教授，48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后来又在65岁时获美国亚洲学会终身杰出成就奖，这是中国考古学者获得的最高国际荣誉。

　　到台湾后的李济多少有些落寞，因为台湾无多少古可考。在晚年行动不便时，他仍然坚持每周拄着拐去看台北故宫里的文物。台湾青铜专家陈芳妹回忆：“在青铜器前，他仔细端详，神情专注，不厌其烦，犹如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深入细微。”

　　1977年，81岁高龄的李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综合性学术着作《安阳》，为一生的学术研究划上了句号。两年后，李济心脏病发，在台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