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国宝迁徙中的护宝人：典守故宫国宝70年(4)

　　1944年年底，贵阳告急，政府为了这批存放在华严洞80箱文物精品的安全，决定将它们也撤往四川。于是庄灵全家又紧急处理所有家用杂物，再度和古物一道转移。一路上经过贵阳，穿越息烽口，小心翼翼地缓慢驶过只用木材搭建走起来嘎嘎作响的乌江大桥，甚至能看到低空盘旋的日本侦察机。

　　抗战胜利后，故宫文物转移到了南京，后又用军舰运到基隆港。在台湾，庄严一直牵挂着留在大陆的石鼓。当年南迁时，庄严奉命负责把安定门内国子监两庑的秦代石鼓包裹装箱，开始庄严不知怎么包装又大又重且又极易损坏的石鼓，大收藏家霍保禄教了他包装石鼓的密方，庄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这批石鼓自从战前在北平装箱运出，一直到运回南京，20多年来始终不曾开箱看过，这使庄严悬念不已，“每一想起即寝食不安”。

　　许多年后，大儿子庄申从香港带来消息说，有一本专谈中国艺术的《遐庵谈艺录》中曾经谈到石鼓后来开箱的情形：“1956年故宫有设置铭刻馆之议，因约同人于英华殿开箱检视有无损坏，余与焉。启箱则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这个消息让庄严十分激动，他后来在《山堂清话》书中写到：“当我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不仅如释重负，内心更为之狂喜不已，40多年来对于这批国宝之运迁与维护，终于得到圆满的交代。”

　　庄严常对儿子们说，他此生有两件憾事：其一、未能使三希堂的三希重新聚首。他在《山堂清话》的“我与中秋、伯远二帖的一段缘”中曾写到过，当时第一批文物南迁之前，郭葆昌邀请马衡和庄严等人到他家吃饭，拿出了珍藏的中秋、伯远二帖供大家观赏。那时郭葆昌曾当来客及他的儿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把这二希帖无条件归还故宫，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再聚一堂。

　　后来文物迁台，三希中只有《快雪时晴帖》。郭昭俊曾带着中秋、伯远二帖去台湾，愿意履行他父亲生前宏愿，但希望能得到一些报酬。国民党政府当时资金紧缺，无力顾及。于是郭昭俊携此二帖远去香港，后来转售给大陆。三希帖至今仍没能聚首，这个遗憾让庄严耿耿于怀。

　　庄严的第二件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迁台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历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故乡。他的一首小诗反映了他的复杂心境：“我与青山结宿缘，岩居招隐四十年。此日披图重太息，何时归卧故乡山。”

　　1980年，82岁的庄严病逝台北。

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70年

　　作为贫穷旗人家庭的孩子，那志良只读过几年免费的慈善中学，后来在恩师的介绍下，去故宫做了一名看管清点文物的职员。在典守故宫国宝的几十年里，无论战乱迁运，一直坚持研究，最后成为一代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

　　那志良1906年生于北平。在他15岁时，一位叫陈垣的先生得到了一笔华侨捐款，办了一所免费中学。为了节约学费，父亲让他转入了这所中学。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志良在校每学期都是学业榜和操行榜的“双料冠军”，深得校长喜爱。毕业后陈校长让他留校当老师，半年后又介绍他到故宫做事。1925年，19岁的那志良正式成为故宫“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名职员，他与故宫珍宝的缘分从此开始。

　　那志良进宫的10个月后，紫禁城正式改名为“故宫博物院”，那志良被分派管理玉器。在这期间，他接触到大量的故宫珍贵玉器，比如着名的“翠玉白菜”、“肉形石”，开始并不受关注，但陈列出来却引起轰动。那时大家一边整理玉器，一边讨论研究，那志良觉得是最快乐的时光。这最初的粗浅认识引发了他的兴趣，逐渐上升到不离不弃的热爱，最终成为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故宫开始准备将文物装箱撤离北平南迁。当时兵荒马乱，故宫资金缺乏，院方为了省钱，竟决定用装纸烟的旧木箱以及旧棉衣上拆下来的黑棉花装运国宝。那志良和同事们发现此法不可靠，一起去找院长，才终于把箱子换成了新木箱，而且全部改用新棉花填充缝隙。那志良负责玉器的装箱，他仿效江西景德镇装瓷器的方法，把沉重的玉器和玲珑小巧的玉件分开装，都装得满满的，这样不容易破碎，也能尽量装得多。

　　1933年2月6日晚上22点30分，这批文物在大批军警的监视下从故宫运到北平车站，由火车运往上海。从这一夜开始，近两万箱、近百万件文物，开始了数万公里的南迁历程，历时15年。

　　那志良随这批文物到上海、南京，之后又迁到长沙，其中最重要80箱文物由庄严负责从长沙辗转运到贵阳安顺华严洞存放。那志良奉命北上宝鸡，在那里，他接收保管了国子监托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运送的石鼓，又一路护送到峨眉存储。那志良在库房里天天面对石鼓，搜集研究资料，后来又一路押运回南京。这段经历的积累让他写成了一本《石鼓通考》。

　　关于这段南迁经历，现存史料已不多，那志良保存了这一时期大量的公函、字条、借据和运输账册，这些史料对后人了解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那志良故去后，他的儿媳王淑芳委托那志良在台湾艺术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王庆台保管，王庆台花5年时间整理，从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后来他把保存的研究资料捐给台大民俗艺术研究所，南迁资料捐给了大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京政府安排将文物转移到后方。这次文物迁运到长沙后又多次转运，宝鸡、汉中，每个地方停留不过月余，最后运到成都，存放于大慈寺，后又转运到峨眉，几乎随时都在搬迁。战乱中路途惊险甚多，而近百万件文物，却毫发无损。

　　那志良在峨眉一呆就是7年，他在玉器研究方面花了大功夫，潜心钻研，终于成为中国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故宫宝物运到台湾，那志良当时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爱国宝如命的他看来，文物多一次搬运，便多一次损失。可是，杭立武解释说文物的迁移是为了安全，南京大战在所难免，文物倘有损失，大家良心上也过不去。

　　最后负责挑选这批运台文物的是号称“故宫四大金刚”的专家：书法专家庄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他们从堆积如山的文物箱中精选出自己眼中的珍品，构成了今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价值连城的馆藏。据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9000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堪称‘中华第一宝’的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

　　迁台文物一共运了3批，那志良负责押运的第二艘船于1949年1月9日到达基隆，先暂存台中糖厂仓库。1950年，在台中雾峰乡北沟租了地，盖库房存放文物，那志良在北沟负责保管文物，一直住到台北故宫新馆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