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李光谟赴台湾把父亲的手稿、信件和资料运回了北京。2006年,李光谟花了8年时间编纂整理的五卷本《李济文集》出版。在对李济资料的整理中,李光谟逐渐理解了父亲对考古的感情,感受到了父亲作为一名考古学家的生命能量。
庄严——一位“老宫人”的两件憾事
“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国家重器的老宫人……”这是庄严于1969年8月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时说的一句话。这位“老宫人”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经北大教授沈兼士推荐,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事务员,之后在战乱时期一路护送文物,历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安顺办事处主任、巴县办事处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及副院长等职,为故宫博物院整整服务了45个年头。为此,他曾自豪地宣称“从一而终,亦不过甚”。
庄严的一生是随着故宫文物的颠沛流离过来的,故宫文物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自入故宫之日起,庄严先生便秉持着文物乃“学术公器”的理念,并将之贯彻一生。1926年春,28岁的庄严与同事合作,用故宫特制的纸张与印泥,将宫中所藏古代铜印1295方全部手钤,汇编26部,定名《金薤留珍》。这本印谱售价高达银洋100元,却深受欢迎,后来还一版再版,足见其意义。
“九一八”后,故宫文物南迁,庄严参加了各种不同文物的装箱和迁运工作。从2月到5月,文物前后共分5批从北平运出,辗转到上海,分别存放在法国和英国租界。1936年,南京朝天宫旁的永久保存库修建完工,于是原存上海的四单位文物,便在当年底,全部用火车运到南京新库存放。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分三路西迁大后方。庄严押运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80箱精品,先是借湖南大学图书馆暂存,再从长沙经广西桂林到贵州。他的妻子及3个未成年的儿子跟着他辗转奔波,他的第四个儿子庄灵出生在贵阳。最后,文物运到黔西安顺县城外的华严洞内存放。庄严全家在安顺县城内东门坡一幢木造民宅中寄居了将近5年。
当时贵州贫困,战时物资缺乏,生活更是艰苦。庄严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妻子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以贴补家计。庄严的儿子庄灵回忆:“当时吃的都是夹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有补丁;书籍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
1944年年底,贵阳告急,政府为了这批存放在华严洞80箱文物精品的安全,决定将它们也撤往四川。于是庄灵全家又紧急处理所有家用杂物,再度和古物一道转移。一路上经过贵阳,穿越息烽口,小心翼翼地缓慢驶过只用木材搭建走起来嘎嘎作响的乌江大桥,甚至能看到低空盘旋的日本侦察机。
抗战胜利后,故宫文物转移到了南京,后又用军舰运到基隆港。在台湾,庄严一直牵挂着留在大陆的石鼓。当年南迁时,庄严奉命负责把安定门内国子监两庑的秦代石鼓包裹装箱,开始庄严不知怎么包装又大又重且又极易损坏的石鼓,大收藏家霍保禄教了他包装石鼓的密方,庄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这批石鼓自从战前在北平装箱运出,一直到运回南京,20多年来始终不曾开箱看过,这使庄严悬念不已,“每一想起即寝食不安”。
许多年后,大儿子庄申从香港带来消息说,有一本专谈中国艺术的《遐庵谈艺录》中曾经谈到石鼓后来开箱的情形:“1956年故宫有设置铭刻馆之议,因约同人于英华殿开箱检视有无损坏,余与焉。启箱则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这个消息让庄严十分激动,他后来在《山堂清话》书中写到:“当我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不仅如释重负,内心更为之狂喜不已,40多年来对于这批国宝之运迁与维护,终于得到圆满的交代。”
庄严常对儿子们说,他此生有两件憾事:其一、未能使三希堂的三希重新聚首。他在《山堂清话》的“我与中秋、伯远二帖的一段缘”中曾写到过,当时第一批文物南迁之前,郭葆昌邀请马衡和庄严等人到他家吃饭,拿出了珍藏的中秋、伯远二帖供大家观赏。那时郭葆昌曾当来客及他的儿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把这二希帖无条件归还故宫,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再聚一堂。
后来文物迁台,三希中只有《快雪时晴帖》。郭昭俊曾带着中秋、伯远二帖去台湾,愿意履行他父亲生前宏愿,但希望能得到一些报酬。国民党政府当时资金紧缺,无力顾及。于是郭昭俊携此二帖远去香港,后来转售给大陆。三希帖至今仍没能聚首,这个遗憾让庄严耿耿于怀。
庄严的第二件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迁台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历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故乡。他的一首小诗反映了他的复杂心境:“我与青山结宿缘,岩居招隐四十年。此日披图重太息,何时归卧故乡山。”
1980年,82岁的庄严病逝台北。
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70年
作为贫穷旗人家庭的孩子,那志良只读过几年免费的慈善中学,后来在恩师的介绍下,去故宫做了一名看管清点文物的职员。在典守故宫国宝的几十年里,无论战乱迁运,一直坚持研究,最后成为一代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
那志良1906年生于北平。在他15岁时,一位叫陈垣的先生得到了一笔华侨捐款,办了一所免费中学。为了节约学费,父亲让他转入了这所中学。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志良在校每学期都是学业榜和操行榜的“双料冠军”,深得校长喜爱。毕业后陈校长让他留校当老师,半年后又介绍他到故宫做事。1925年,19岁的那志良正式成为故宫“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名职员,他与故宫珍宝的缘分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