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得到原作者来函,详陈其时经过,于此联平增佳话。 ⑤ 此“按”中还可看出梁氏为文处世的谨慎。虽是引用来信言语,但既见报,涉及他人(本文是胡适)名誉,不得不加倍小心,为免观者以讹传讹,于信中“叩头”一事存疑的地方郑重举出,以示负责。又因终究非自己亲临现场睹见,不晓得其事到底有无,所以最后还是用一个“恐”字。
5、 是祖冲之还是胡适之
刘子钦先生在谈到他构思“胡孙”一联时说:“适对行,之对者还差不多,就是‘胡’与‘孙’不相对,最后没有办法,与胡适之开了一个玩笑,胡孙就是猴子的别称,作为对偶,勉强应付。”看来原作者的意见倒是和我相同(我认为孙对胡,“欠工”,程度上还不及“不相对”)。不过,评联是见仁见智的,不同的意见,可以何宝星先生的《是祖冲之还是胡适之》一文作为代表(刊于1985年七月二日《郑州晚报》,副题是《读梁羽生一文有感》)。文章结尾说:“不知梁羽生以为如何?”我觉得讨论一下也很有意思(我一向是主张在学术上应提倡百家争鸣的),因此虽无高见,也就遵命在报上作答吧。由于我这个专栏篇幅有限,因此对何先生的大文稍加删节,但其主要内容则是完全保留的。 我说“用‘胡适之’来对‘孙行者’是不算工整的,对得最好的是‘祖冲之’。‘祖’‘孙’相对,天造地设”。何先生引用了我的话之后说:“……梁羽生先生对当年陈寅恪拟定国文科试题的经过情况恐未尽了然,其实,陈先生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目的就是要应试者对以‘胡适之’。” 何先生的文章大部分是谈陈寅恪先生当年出题的经过和命题的用意,与谈对联本身的比例大概是八比二。他说: 这是1933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时的事情。当时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休假出国,由刘叔雅先生代理系主任。刘请陈寅恪代拟试题。恰陈先生已定于次日赴北戴河休养,遂匆匆草就普通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另出对子题《孙行者》。 为什么要出这个对子呢?据陈寅恪先生后来解释,是受了苏东坡诗“前生恐是庐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的启示。“韩庐”为犬名(出处略)⑥,“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陈先生说:“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狯耳。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 套用“红学”的术语说,出题的经过和命题的用意等等,都是属于“外学”⑦的范围,虽有助于对这副对联的了解,但评论一副对联的是否工整,则必须看对联本身。何况陈寅恪先生这段话可能还有“隐喻”呢。我在介绍何先生得大文之后,再试试提出我的看法。 我认为对“孙行者”,对得最好的是“祖冲之”。祖孙相对,天造地设。何宝星先生则认为以胡适之对孙行者,才是天造地设的佳对。下面是他的《是祖冲之还是胡适之》一文的最后三段文字: “至于梁羽生先生所说‘孙’对‘胡’欠工整,大概是因为梁先生不知陈寅恪原意在‘猢狲’,正如‘庐’对‘韩’愿意在‘韩庐’也。 若论平仄,有道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若以‘祖冲之’对‘孙行者’,则第二字均为平声,不合韵律,而‘胡适之’的‘适’字恰为仄声,何‘不工’之有? 因此,笔者以为,‘孙行者’对以‘胡适之’,实为天造地设的佳对,其所以至今脍炙人口,并不仅因为胡适之是当时全国皆知的名人。无论是‘祖冲之’或者‘王引之’从意义音韵上讲都不及也,不如梁羽生先生以为如何?”⑧ 在这三段文字中,真正“评联”的部分只是第二段的七十多个字。而且也只仅是谈“韵律”方面。至于第一段所谈的陈寅恪“原意”,则是不能作为依据评论工与不工的。这是属于意义方面,工与不工则主要是属于“技术性”的。而在韵律方面,我也不能同意何先生的见解。下面我将答复何先生的问题,并尽我所能,提出对“胡孙”一联较为全面的看法。
⑥ “庐行者”,即禅宗六祖慧能,“庐”是其俗姓;“韩退之”,即被苏轼称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韩庐”,指“战国时韩国有名善跑的黑狗”。梁氏在《谈趣》后文曾有介绍。 ⑦ 红学的“外学”,一般即指“曹学”。“曹学”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传记、文物等。 ⑧ 呵,梁说“不工”,别人偏要以为“工”,登报刊出,招式摆开,直指向你,看你如何作解。此事涉关《大公报》声望,梁氏怠慢不得。
6、 胡孙一联何处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