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途中的法律人(3)

书的形式与内容相较多被视为细枝末节，许多评论者或对之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更有甚者是只字不提。不想过多纠缠于对这些态度的评价，但孔子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6)所以形式并非是无关紧要的点缀，它有其自身的力量——或是对内容有所增益，或是对内容有所荼害。因此，对于本书的形式的考察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本文的视野。

本书是由作者在不同时期的诸多文章汇集而成，所以在形式上就自然会涉及：选录什么文章，如何编排这些文章和如何对文章进行剪裁这三个基本问题。

㈠、选什么样的文章

因为所收录的文章在文体上是五花八门，从论文到随笔，从随笔到访谈，从访谈到会议记要，甚至还有毕业寄语和演讲稿；而在标题上也是形形色色，从法律共同体到宪政，从宪政到司法改革，从司法改革再到案例教学，甚至还关涉契约自由和女权主义。所以在五花八门中在形形色色下，人们就容易迷失方向，误以为作者是凭自己的喜好而任意地选录其中的文章，就像是独裁的君主凭任自身的好恶来决定臣属的任免升迁。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我们稍加细心地考察，书中所收录的文章表面上看似零零散散，而内里则是围绕同一个主题而展开的 ，(27)同时又有一条横贯始终的线索即“国家—社会—法律人”的架构。当然，所谓的主题所谓的线索都是在本书成型之后归纳概括而得的，本质上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后知后觉，作者在编录文章的时候或许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但也还未至于将其作为明确的选择标准。朱苏力先生在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的自序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当初写作时，我并没有有意地要集中关注什么问题；因为我相信‘君子不器’”，但接着他又说“尽管如此，现在回过头来整理这些文章时，却发现，以一种无法说清的理由，我的关注大致划分为四个方面”。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也难以逃遁“无法说清理由”的困惑，但是，“无法说情的理由”事实上是可以说清的。如果说集体会有“集体的无意识”，学者就会有“学者的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又是“有意的无意识”，每一个学者思想家都有自身的思想体系，因此看似无意识的讨论都会不知不觉地被吸纳进体系之中。所以，“无法说清的理由”事实上就是自身的思想体系在作怪，所有的“无意”几乎都可以在自身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得到回答。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法律人的城邦》“形散而神不散”的原因了。

㈡、如何编排所收录的文章

本书在体例的安排上，以文体为标准分成，“评论与随笔”、“访谈与对话”、“书里会外”三个部分。这是一种表面清晰而内在含混的结构安排。乍一眼看很明了，再一眼看则疑惑，因为看似清晰的分类内里却并没有开示其逻辑机理和思路展开。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这些文章的“外包装”，而对于包装之下的内容我们却并不清晰，同时我们也无法从这种归类中获取全书线索，甚至对主题都还是一头雾水。所以这其实是对于体例安排的一种简单化处理，而简单很容易滑向简陋，简陋之下内容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损伤。

㈢、如何对收录的文章进行剪裁

本书并非是作者一段时间以来的“论文汇编”，因为本书汇编的不是论文，(28) 而是论文的“骸体”，它抽去了形式只剩下内容。

为何不是将原有的文章原封不动地做一个位移，而却要将其简化？我想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它体现了作者在《〈北大法律评论〉创刊手记》中对于“评论”的一个定位——“与论文不同我们希望‘评论’的贡献在于思想上的突破与创新，它的灵感可能直接来源于生活现实，他的论证也许不够严密，概念使用也许不够规范，但他的深刻、他的洞见、他的文采足以展现思想的魅力”。所以，本书其实是作者“评论情结”的体现，作者将一丝不苟的论文化归为评论，从而展现思想的魅力与力量。

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与以往的某些思想家之间有着某种暗暗的契合。例如，哈特教授在其代表作《法律的概念》一书的序言中就曾提到，“本书的正文既没有引用多少他人的著述，也很少有脚注。不过读者在最后将看到大量的注释……我如此安排本书的顺序，主要是因为书中的论证是连续性的，如果插进与其他理论的比较，就会打断这种连续性”。(29) 而且，本书的作者在对于注释的问题上甚至比哈特教授还要彻底，彻底到几乎没有，但是我想对于论证连续性和一致性的考虑他们之间则是心有戚戚焉。

(1)之所以称之为“暗流”是与“明线”相较而言的，而且暗流总是在下面总有着更为根本的意味。如果说明线是贯穿始终的思路，那么暗流则是隐于其中的立场。

(2)强世功著：《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1页。

(3)这四个陷阱分别是：没有批判的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参见强世功著：《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0页。

(4) 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诘难，也正是朱苏力教授长久以来所遭受的。

(5)强世功著：《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5页

(6)强世功著：《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7页

(7)在学术领域，无论国内或者国外都有为学者贴标签的习惯。虽然笔者曾对此也颇有微词。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尽管所贴的标签不一定完全符合所论述的对象，然而也正因为有了标签，我们认识事物的难度也相应地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