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胡泳：互联网如何改变中国(3)

　　主持人：我记得《未来是湿的》这个书里面提到记者这个职业有点像当时的誊写员，本来是抄写《圣经》的神圣角色，后来由于印刷术的出现变成非常边缘几乎可以消失的职业，未来新闻媒体会不会经历这样一个命运呢？

　　胡泳：实际上，大家都一直在讨论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全民都是记者的时代。一方面我认为所有的专业媒体要认识到他的墙角现在正不断地被人挖，整个壁垒现在越来越矮，在很多时候可能倾向于坍塌，他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可能最终就真的面临灭亡的命运。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不认为全民都是记者真的对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记者不管怎么样需要一种职业训练的，需要一种在获取信息、在报道信息、在发表评论等等这些方面有一系列的，不光是专业的要求，同时有一定的伦理和道德的要求。如果你把这个要求全部施于公民记者，其实是不现实的。用DV来做例子，大家知道有了DV以后纪录片百花齐放，因为人人都可以弄一个机器去拍嘛，但是你会发现，还是遵循一种规律的，可能90%多的DV作品仍然是垃圾，因为毕竟没有那个技能，可能他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准来做一个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优秀的媒体仍然是需要的，但是要认识到，你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接着办了，你可能需要寻找到跟读者互动、跟读者交流的新方法。

　　主持人：就您个人，比如说也在不同媒体写博客，您会把不同的平台做不同的定位吗？

　　胡泳：对，我会的。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媒介即讯息”，说白了就是不同媒介本身有不同的特点，在使用这种媒介的时候你的使用习惯就跟使用其他媒介是不一样的。对于我来讲，我不仅媒体的各种样式是用不同方式来使用，甚至是同一个媒介，可能由于它有竞争性的产品，会导致在这些产品当中各自作用是不一样的，甚至同一服务商提供东西的时候都会不一样。我不一定是典型的例子，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在一个信息生产加工领域工作的，或者叫做知识领域工作的人，你可能需要学会的本领是怎么样来同时应对多种知识流或者叫信息流，你在这个里头找到你应对这些知识的方式，并且能够用你自己的信息组合来完成信息处理工作，因为这是你的领域。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领域的，你不一定需要一个信息组合，可能很多时候你仍然可以很被动，比如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你并不需要那么大规模的处理信息。但是你如果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一个好的信息组合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会被信息推着走，而不会掌控信息，最终你会成为信息的奴隶。

　　六、从《长尾》到《未来是湿的》：中国现实是不同时代的叠加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媒体的变革，讲到一些网络文化丛书的传播者，像郭良这些人，他们现在都去做什么了，现在还需不需要互联网文化推广？

　　胡泳：我觉得仍然需要，只不过这种工作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可能需要重新定义。

　　原因很简单，90年代我们做网络文化丛书的时候，当时互联网最重要的是开放，所以我们大部分工作是花在引介上，怎么把国外好的东西引介到中国，包括我做的工作，我为什么要翻译《数字化生存》，为什么要把好的东西在中国布道，其实这些东西跟19世纪，比如严复干的事情是一致的。但是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有十几年历史了，而且现在中国互联网本身土壤足够丰厚，已经有非常大的互联网公司，我们的网民也有3亿之众，所以仅仅停留在引介就不足够了。我不反对接着引介，所以我还会翻译书，但是觉得中国的学者或者知识分子，可能更多的是应该立足于观察中国的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土壤丰厚以后，你需要考量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路径，包括它的网民行为、政府的监管，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够根据中国的互联网现实提出问题、研究这些问题，通过研究这些问题进一步推动中国互联网的良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仍然需要互联网文化推广的工作，只不过说这种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应该加以更新。

　　主持人：像美国过去几年还是有很多互联网文化的一些创作，包括像《长尾》、《众包》这样的著作，你觉得他们和中国的现实有关吗？

　　胡泳：因为你刚才举的例子有一些是商业的归纳和总结，比如说《长尾》发现的是，数字产品可能有它独特的发售规律，提出长尾理论这种概念。包括《众包》也是，目前产业内外打破的时候可能需要协作的价值。这种东西对于中国来讲都是必要的，但是也是中国企业目前比较难以和世界接轨的，因为中国企业面临的现实更加简易，他们有很多更加原始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你指望它能够一步就到最尖端的商业哲学的思考，我觉得是有困难的。

　　我们说，中国很多现象是一种叠加，如果用地层做比喻的话，整个地层里面既有前现代的东西、也有现代化的东西。西方已经到了后现代社会，在这种叠加情况下，如果你以最前沿的东西来跟它进行对话，其实是非常吃力的。我个人也做这种工作，包括我推荐《维基经济》。我觉得中国商业需要这些东西，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东西能够立竿见影地给它带来什么效果，原因在于前提条件不充分，这是从商业角度讲。如果是从社会或者文化角度讲，我们的距离也是非常大的。

　　以《未来是湿的》为例，其实核心是讲一群人在以前没有工具时难以组织，今天有了这么多的社会性工具，他们就可以组织，等他们组织起来以后，你会发现，第一，原来的一些工作由其他人来干可能更好，新的组织方式会颠覆原来的一些做事的方法；简单的例子，像《维基百科》，大家会发现网民编百科不见得比专家编百科更差，甚至比它更好，所以推翻了以前的一些做事方式；第二，当人们组织起来以后，会产生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以前我们之所以组织是我们必须有一些动机，而很大的动机是来自于金钱，就是说是为了报酬去被组织，然后干一些事情。但是今天你会看到，互联网上有大量的自愿行为，包括我们写博客，全都是自愿行为，包括译言网那些翻译，这些人可能不是为了金钱组织起来做事情。因此如果这种组织增多的话，整个社会运行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可能原来我们的方式要么政府主导，要么企业主导，今天你可能发现民间的力量是有可能做到很多事情的，而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仍然任重道远。换句话讲，我们刚刚才开始发言，我们刚刚才学会怎么样自由地不受障碍地表达，我们离组织还比较远，更何况说你已经能够组织起来去干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七、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与局限 期待世界级公司的出现

　　主持人：您做的很多工作是从西方引进一些观念和思想到中国来，在中国本土十几年的实践里边，有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些商业模式、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些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