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

张太原：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周恩来与胡适

作者：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05月20日

摘要：周恩来与胡适都属于中国20世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改良主义者”。纵观二人的关系，五四时期是一个交合点，共同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不久二人却逐渐疏离，走上了不同的社会改造道路。大约到1937年前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二人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政党的代表和领袖人物，一个是知识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国方略，体现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种共识。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看来，胡适属于“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的代表，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设想给其一定的言论空间。而对于胡适来说，他根本不认同中共新政权，对周恩来的好意自然无从回应。二人的名字和关系，可昭示“大历史”发展的脉络。

关键词：周恩来 胡适 中国共产党 历史轨迹

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会出现选题的困难，尤其是像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但是，如果把人物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路径，就可以由微观通向宏观，使人物与时代相连，与社会相依，不但可以呈现时间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现空间之构成，并可使历史的静态与动态融为一体。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只多彩笔，用它可以绘制立体的动态图景；又好比一扇窗，凭它可以开启风光无限的新视野。这样以人物为路径重建的历史会更直观，也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按此，一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人物，可能隐藏着某种历史的联系。比如周恩来与胡适，二人都属于中国20世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改良主义者”。尽管反映他们直接关系的材料很少，但是通过一些零星的碎片，却可以昭示“大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一、敬爱与失望

五四前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周恩来则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1918年2月，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仍津津有味地阅读已在国内看过的《新青年》杂志，对其中倡导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等表示“极端的赞成”。1919年7月，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更是以介绍“新思潮”为主要旨趣。稍后，他还主持成立了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社，并邀请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前去讲演。①这期间，虽然没有材料显示周恩来与胡适的直接联系，但是，对周恩来来说，胡适当是他所熟知的新潮人物。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心中的楷模。②这差不多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变化的一种普遍轨迹，周恩来显然也在此列。1922年12月，他在专门评胡适的一篇文章中开篇即说：“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③不过，一个“本”字表明，大概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敬爱”和“佩服”已成为历史，而此时却是要批判胡适。

相当一段时期内，思想史著作中一般都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是新思潮阵营分裂的标志，由此断定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道扬镳。现在的研究表明，这未免有些受后来历史结局的影响。如果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去考察，则会发现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一下子就截然分明的，而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似分又合的胶着状态；两者好像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采取不同方法努力的朋友关系，“我们”中往往有“你们”，而“你们”中也常常有“我们”；大约到1925年以后才分出两个阵营、两条道路。④这期间，胡适更倾向于“求同”，特别是“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与苏俄和中共走得也相当近。“胡适踏足政坛，虽以《努力》为根据，真正涉及时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欢与李大钊交换意见。”⑤

各种材料表明，“问题与主义”之争，并没有影响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政治宣言即《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说：“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⑥该文公开发表时，胡适征集了16人签名，其中就包括李大钊。虽然对于李大钊来说可能有碍于情面或实施策略的因素，但是双方在大目标上的某种一致也确实存在，至少说明当时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放弃“和平的努力”。或者可以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界线这时虽然有所显露，但是缘于先前的友谊、交往和同道，在一些重大举措上彼此仍然“相互捧场”。比如，中共二大宣言发表后，胡适即撰文予以“正面的响应”，称“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胡适还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并且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⑦

1923年和1924年，陈独秀曾多次致信胡适，请他帮助蔡和森出书和索取稿费及帮助张申府推荐工作，同时还替《中国青年》向他约稿⑧，并允诺为胡适筹办的《努力月刊》“义务撰稿”⑨。1923年7月，瞿秋白在致胡适的信中，表示希望所任教的上海大学“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请胡适常常指教。⑩同年，陈独秀在《前锋》上撰文，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1）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对逐渐被看作“改良主义者”的胡适等人的态度并不一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办的《少年》杂志中，就指斥胡适等“知识阶级的人”，“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我们”即“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12）“资本阶级的附庸”和“劳动阶级的先驱”显然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蔡和森则指责胡适等“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