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4)

历史翻过几页，到了1949年国共权势易位之时，中共对胡适的态度有些耐人寻味。1月2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议论。”“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借“学生和教授”之口，谴责胡适已够“战犯”之格，而作为党并未明确表态，似乎留下了争取的空间。根据龚育之的发现，毛泽东的确设想过，如果北平解放了，胡适没有走，可以让他当图书馆馆长。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说的，陈毅有详细的记录和传达。根据陈毅的传达，毛泽东在说明纠正三个过左倾向时，连带说道：“你到北京，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27）

然而，此时胡适已走上了与国民党合作的不归路。4月23日，中共军队攻克南京。美国人问他的态度，他说：“不论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28）或许鉴于胡适的顽固态度，不久，5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五四的文章，率先对他进行了批判，其中指出，五四期间，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胡适辈目击着马克思学说的逐渐盛行，而急忙地叫喊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当然必须研究实际问题，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胡适辈却把它当作盾牌，来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文章还批判说，后来，“胡适妄谈贫穷、疾病、愚昧等五个鬼扰乱着中华，而封建势力不在内，帝国主义也不在内。中国革命的对象既然不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那么胡适就变了反革命的辩护人，以至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

该文发表几天后，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再次提到了胡适，他说：“新的代替旧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改革社会，就必须有勇气面对旧的，否定旧的。‘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适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前者敢于否定旧的，而后者却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胡适就站不住，骨头是软的。北大敢于对旧的东西加以否定的传统，是值得发扬的。‘五四’时期也发生过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没有在否定其基本的东西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好的一面，没有在否定其整体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旧的东西根基太深。总的说，当时的成绩比缺点还是大得多。到了今天，经过三十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经验，可以避免发生当时那种缺点。我们要否定旧的，先把旧的东西孤立起来，缩小其地盘，进而从根本上彻底摧毁它。这样，才能为新东西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宽广的道路。”（29）周恩来在这里对胡适的看法特别能说明时代变迁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在有些方面一度是一体的，而在新的语境下，却具有了根本的不同。

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华社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批判胡适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对胡适的这种定位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并通过各种途经予以强化。1950年9月28日的胡适日记中粘贴了两份剪报，都是他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表示的对他的态度。一份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胡适被自己之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一份是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其中谈到，“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30）这说明周恩来在北大还批判过胡适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胡思杜虽然替其父亲有点抱不平，但是，胡适不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存在确是事实。

就在粘贴这两份剪报的前几天，9月25日，胡适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个朋友谈到的西安事变情况，“‘西安释蒋一段，在兰州时，周恩来曾为錞自言之。张学良亦曾与朱绍良言之，固事实也。’（那时和钧是甘肃财政厅长，在一九三九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经兰州飞Moscow[莫斯科]，因天雨，飞机没来，[正是]谈天机会。据朱绍良说，张学良亲对朱绍良说，‘不要着急。前天周恩来一班人到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们主张要放蒋先生回去!’）”（31）。从现有资料看，在被谴责为“帝国主义走狗”之时，他有关中共和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表现的记载，没有出现明显倾向性的评论，他的“考据癖”及其对历史真相的热衷，似乎远大于现实政治的冲击，或许其今昔之感并未流露。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批判胡适成为思想界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对此，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密切关注着。1951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他又粘贴了一份剪报，内容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其中说：“六千多人参加学习；听周总理的报告；学习时间将有五六个月；分成五个阶段进行；教授公开‘独得之秘’；批判胡适、梅贻琦。”（32）一个“报告”，一个被“批判”，特别能说明周恩来与胡适的关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延伸，他们名字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力量、两种文化。历史已注定了一种将伸张为唯一，一种则趋于消亡。

1954年，大陆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争论。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有一段批示：“《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33）在胡适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批判，显然另有深意。唐弢回忆，在一次全国政协招待知识界人士的宴会上，听到毛泽东在席间谈到对胡适的批判，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实事求是。”还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说着笑了。（34）这表明批判者对胡适的历史功过心中是有数的，只是基于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才批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