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5)
密切关注国内批判运动的胡适很难心平气和，在主观上越来越与中共表现出敌对的态度。1955年1月26日，他在日记中粘贴了两份剪报。一份是《周恩来的声明》，其中表示，中国人民决心解放台湾。声明援引了联合国宪章，谴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把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归结于美国的干涉。文前配有周恩来的照片。另一份剪报是美国国会根据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通过的《台湾问题的决议》，其中大意是说，美国将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经济与军事援助，并授予总统“保卫”台湾及其周围岛屿的权力。对此，胡适又产生了“不可救药的乐观”，认为打回大陆有点“近在眼前”的趋向了。第二天，他的日记记道：“去年冬天的交涉，取得安全互助条约，而打消了所谓‘组案’，是一大胜利。此次因大陈问题而得艾总统前天的致国会牒文，当时虽有UN action[联合国活动]之说，但牒文与周恩来的狂妄宣言同日出来，等于打消UN action了，而艾氏的牒文是十年来的最重大的变化，故是吾国的大收获，大转机。”（35）可见，在对中共问题上他与国民党已处于同一立场，而对周恩来用了“狂妄”二字，表明曾经的好感，在此时已丧失殆尽。
然而，如果历史仅仅如此，不免有些乏味。有趣的是，对胡适进行批判的中共还有另一面，即争取胡适的归来。与胡适不同，此时的周恩来和中共领导层却显得比较大度，在谈到对胡适的批判时，周恩来说：“胡适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批判。但是如果今天胡适要求回来，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仍然可以要他讲他的实验主义。因为他的唯心主义的学说已经受了批判，大家已经有了认识，所以仍然可以要他讲。同时，在提到‘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时，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时所起的一定的作用。”（36）
争取胡适回来并不仅仅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毛泽东提到对胡适的批判时，还讲道：“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这里的“我们”显然指的是中共中央。毛泽东说的“带信”大概不只是一个渠道。1956年9月，周恩来曾托出国访问的周鲠生通过在英国的陈源带讯息给胡适。（37）对于中共的争取，胡适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1957年3月16日日记记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过了几天他又记道：“收到小三从唐山寄来一信，是平寄的信，故经过五十日才到。这是七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四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封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38）无论胡适的推断是否属实，中共曾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胡适回国却是确凿无疑的，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已居于大国执政地位的中共的自信，表现出一种不计前嫌、招贤纳士的风度，一种对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的抬举和垂爱。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一直是由周恩来直接负责的，曹聚仁的信很有可能是周恩来安排的。然而，胡适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对中共多渠道争取的做法毫无回应。
四、结语
纵观周恩来和胡适的关系，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个是响应者，共同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不久二人却逐渐疏离，走上了不同的社会改造道路。大约到1937年前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二人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政党的代表和领袖人物，一个是知识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国方略，体现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种共识。然而，自此以后，两条交合之线经过一段似乎平行的延伸后却分开叉来，并且越分越大，直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奔走，甚至回过头来对冲。在周恩来看来，胡适属于“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的代表，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设想给其一定的言论空间。而对于胡适来说，他根本不认同中共新政权，对周恩来的好意自然无从回应。不管如何，二人都属于20世纪不会被遗忘的历史人物，拂去历史的尘埃，换一个角度看，二人的名字似乎都成了一种反映近现代中国变革的符号，符号的背后是那鲜明的“大历史”脉络。
注释：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4页。
②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为雄译：《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③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
④参见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为叙述的完整性，本文采用了该文的一些论述。
⑤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⑥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
⑦参见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第22期，1922年10月1日。
⑧参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388页。
⑨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⑩参见《瞿秋白信一通》，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59—162页。
（11）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寸铁（六）》，《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12）张申府：《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少年》第2号，1922年9月1日。
（13）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周报第2期，1922年9月20日。
（14）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
（15）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16）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7）《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
（18）周恩来：《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解放》周刊第1卷第2期，1937年5月1日。
（19）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237号，1937年6月6日。
（2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5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5—346页。
（2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661页。
（23）《独立评论》第237号，1937年6月6日。该文最后有一个注解，说这个讨论可以参看“西安寄来《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由此可断定，陶希圣的文章是由胡适约请写的。
（24）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
（25）陶希圣：《不党者的力量》，《独立评论》第242号，1937年7月11日。
（2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703、704页。
（27）龚育之：《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2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六）》，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92—2093页。
（29）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30）胡适：《胡适全集》第3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胡适判断“此文是奉令发表的”。
（31）胡适：《胡适全集》第34卷，第58页。
（3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3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574页。
（34）参见唐弢：《春天的怀念——为人民政协四十年征文作》，《唐弢文集》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3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354—355页。
（36）《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9页。
（37）参见龚育之：《胡绳晚年论胡适》，《龚育之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页。
（3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8，第484页。
上一篇：郭双林：“宣传主义，吸收同志”——中共…下一篇：王玉强：刘少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