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2)

作为“少年”人的周恩来正是在这时发表了一篇颇有战斗性的专门评胡适的文章。首先，他对胡适“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表示“非常失望”，“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其次，根据胡适的观点分别进行了批驳。针对胡适说的革命与改良可以“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各行其是，各司其事”，他说：“我们便不恐惧他这话同样会被各大军阀，新卖国贼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钱的议员们拿去利用，他自己这种圆滑的精神已实足阻碍革命精神的发展了。”针对胡适提出通过“公开的南北和会”或“各省会议”实现统一的主张，他反问：“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割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决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欲望的结果?”在他看来，军阀无论如何是不会满人意的，非用革命的手段“打倒”不可。而“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对胡适提出的“由政府公开的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战祸”，周恩来更是觉得荒唐：“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忌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

最后，周恩来断定：“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在他看来，胡适的主张与“少年”们的理想已根本不同：“胡先生的政治主张，所谓‘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离着我们共产革命的政治主张很远，但即便合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吞的中国情状下，也止有一个民主革命才能达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因此，即使面对胡适的“主动示好”，他也毫不领情：“胡先生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但我们却要代答胡先生道：‘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1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像周恩来这样的“少年”人对胡适的判定最终成了整个党的认知和态度，李大钊即因中共中央的决议而很快退出了“好人政府主义”的活动，五四新思潮阵营产生的两条道路日益突显。换个角度，如果仅以年龄观之，无论党外还是党内，可以说，时代的大旗很快便由五四时代的老师辈转给学生辈了，这是中国历史一种别样的转折。

二、沟通与共识

1927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中共内部有人提出把主张改良的自由知识分子打入革命的对象之中。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第三党”被看作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15），那么对“资产阶级附庸”的“知识阶级”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客气。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左”倾政策的影响，中共党内一些人把一切自由知识分子或中间派都当作国民党的“帮凶”。

直到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有了“沟通”的机会。1936年4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列举的要联合的各党各派中，其中就有胡适主持的“北平独立评论社”。（16）这说明中共把胡适也看作一种政治势力的代表，由此作为统战的对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与胡适便又发生了直接关联。1937年，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亲自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素仰先生热心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主张及其运动，因缺机缘，未由通问。现内战已停、抗战尚未发动期中，全国舆论正集中注意力于国民大会法规之修改及其召集，以冀由此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敝方特于月前提出修改意见如另纸所陈，颇望国民政府能依此原则，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通过民族统一的政治纲领，以发动抗战。乃上月杪，国民党中常会已将修改内容公布，其所持原则与原法规差别不多。敝方现仿本文中所提原则，继续要求，务期两法规之基本内容能符合真正民主，过去选举能一律作废，以利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彻底合作，一致对外，想为先生所赞同也。书此布臆，伫候明教，并乞对该文加以指正为幸。”（17）

信中周恩来说明“另纸所陈”的，是他在1937年5月1日发表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其中提出：“不仅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应该修改，而且过去的选举，不论推选决选，应该一律作废……各党派代表名额应不超过代表总额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历史一年以上的各党党员数目多少为比例，并应估计到其他条件，由各该党依额自行选举。”（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