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为何活剐三千宫女?(4)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迁都北京，并屡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三十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特别是他迁都北京更是明智之举。南京这座城市，曾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等王朝在此建都，最长的东晋也不过103年，其他都属短命王朝。朱棣迁都北京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业，其雄武之略不减其父，所以毛泽东称赞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较好”，同属于有作为的皇帝。

毛泽东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

除了朱元璋父子，毛泽东提到较多的另一个明朝皇帝是嘉靖皇帝朱厚熜，其中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毛泽东1965年说的一段话。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点了吴晗的名，但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明朝由盛到衰，嘉靖当政是重大的转折点。但人们谈到明朝的历史，大都以为万历皇帝对明朝走向灭亡负有重大责任，认为明朝“实亡于万历”。特别是美国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出版后，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其实不然，《明史》在评价嘉靖皇帝时写道：“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所以明朝真正走下坡路，是从嘉靖开始的。

毛泽东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在明朝皇帝中，嘉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本是明武宗的堂弟，封地在湖北安陆(今钟祥市)。武宗死后没有子嗣继位，在此情况下，慈寿皇太后与重臣杨廷和等定策，决定由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于是朱厚熜在太监谷大用等的护送下日夜兼程赶往京师，深恐这天降之喜中生变故。嘉靖初登大位，感觉不错。他大刀阔爷地革弊图新，裁汰特务机关，广行宽恤之政，颇有明君气象。但不久便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他倚重严嵩等奸臣残害忠良，经常廷杖大臣，又特别崇信道教，醉心于斋醮、方术、祥瑞等无聊之事。鉴此，秦金、杨爵、海瑞等大臣前赴后继，轮番进谏，希望嘉靖振作如初。

御史杨爵沉痛谏道：“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矣。乃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辞谢，未得一睹圣容。”他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可是嘉靖皇帝览书大怒，将杨爵下狱论罪。毛泽东在读《明史·杨爵传》时旁批了四个字：“靡不有初。”下笔似有无限感慨。“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见诸《诗经》，意思是说人们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

毛泽东对“海瑞精神”心存矛盾

杨爵获罪后，朝臣无敢言时政者，唯独海瑞冒死进谏。他上书痛批嘉靖“竭民脂膏，滥兴土木”，其所作所为“不及汉文帝远甚”。毛泽东熟读《明史·海瑞传》，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气概所打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他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将“五不怕”精神与海瑞的直言进谏结合起来。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上，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曾建议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又问周恩来看过没有，周恩来说看过了。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专门读了海瑞的事迹，有半月时间，那本载有《海瑞传》的《明史》常置案头。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海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期望党内讲真话，以便及时纠正政策失误的急迫心情。他还表示：“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党内出“海瑞”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就提醒大家讲话要善于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他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就是在上海会议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间，毛泽东还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真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致，我有顾虑。”在毛泽东眼中，“三面红旗”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错的，错则错在具体政策上，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当时胡乔木分析说，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式尖锐的人物。

毛泽东在对“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说明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它受到当政者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披肝沥胆上陈“万言书”，结果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1960年，明史专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了以“左派海瑞”与“右派官僚集团”作斗争为主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而这出戏在“文革”前夕却被视作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的扑朔迷离了。

毛泽东注重借鉴明朝历史

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关注重要的时段、人物和事件，而且还对明朝在推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悉心研讨，以达到以古鉴今和以古证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