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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为何活剐三千宫女?(5)

来源:网络转载 2015-12-04 06:57 编辑: www.xigushan.com 查看:

明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明宣宗朱瞻基下诏行宽恤之政,言辞颇为激切:“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对这种朝命不出京师的现象,明宣宗极为愤恨,他要求户部以后对诏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杜绝“泽不下究”的现象再度发生。毛泽东读到这段史实时特意批注:“今犹存此弊。”这个批语当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作的,因为从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毛泽东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例如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份党内通讯中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味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以史为鉴,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做到令行禁止,保证信息上下畅通。

 

明代嘉靖中期,倭寇蹂躏东南,地方抚按屡屡告急请兵。继严嵩任宰相的徐阶不满兵部的敷衍从事,力主发精兵进剿。按当时惯例,一遇战事失败,责任全推给将校,而地方守令则安之若素。徐阶对此大不以为然,他上疏说:“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徐阶的这番陈词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抚今追昔,下笔殊堪玩味:“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毛泽东历来不把用兵当成单纯的军事行动,而主张党领导下的“一元化”,各方既协同行动而又各负其责。

 

毛泽东认为明代有好诗

 

毛泽东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因此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除关注其兴衰治乱外,还特别留意明朝的文学源流及其成就。他阅读过朱彝尊汇编的《明诗综》、沈德潜编选的《明诗别裁集》、沈廷松刊行的《明人百家小说》、冯梦龙撰写的《智囊》等许多明代文学史料,从中含英咀华,抒发己见,其独特见解对端正人们关于明代文学史的认识极富启发和帮助。

 

明朝的诗词创作随历史的发展多有流变,但内在理路清晰可见。开始有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初明四杰”。永乐至成化年间,由于文网渐密,流行所谓“台阁体”,其代表人物杨士奇、杨荣、杨溥皆为台阁重臣,诗词多为应制、酬答之作,“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一派太平宰相风度。弘治和嘉靖年间,则相继出现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追慕盛唐气象,力主复古返古,推崇格律和声韵,有的甚至字模句拟,食古不化。到万历年间,以袁中郎为代表的“公安派”和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异军突起。他们力反“前七子”和“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主张诗风因时而变,“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但因为脱离社会生活,又分别流于“俳谑”和“孤峭”。至此,明朝的诗词创作在逼仄中接近尾声。

 

在一般文人乃至文学大家心目中,明朝的诗词创作乏善可陈。毛泽东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通过阅读《明诗综》等史料,他改变了看法。1957年1月,他同诗人袁水拍、臧克家等人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

 

高启是江苏苏州人,博学工诗,洪武初年曾被推荐参与修撰《元史》,朝廷授他翰林院国史馆编修,复命他教授诸王。在一次召对中,高启表现出色,朱元璋有意让他任户部右侍郎,但高启自陈年少不敢当此重任,朱元璋乃赐白金放还。在居吴淞江之青丘期间,高启因为给苏州知府魏观擅修府治作《上梁文》而得罪,被腰斩于市,时年39岁。

 

毛泽东对作为“初明四杰”之一的高启推崇有加,尤其喜爱他创作的一首咏梅诗。1961年11月6日,为查找这首诗的全文,毛泽东一天内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了三封信。早晨6时,毛泽东请田家英替他找宋人林逋的诗文集。8时半,又写道:“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写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不久,再写信说:“又记起来了,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原诗为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田家英很快查明该诗为明朝高启写的《梅花》九首之一,后四句是:“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随后,毛泽东用草体书写了全诗,并在右起处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还注明:“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高启的同乡、清代乾隆进士沈德潜编定《明诗别裁集》,其中共收录高启诗21首,并声称“集中所存皆最上者”。笔者反复查找,其中没有收入上述这首咏梅诗,可见毛泽东、沈德潜虽都是诗人,但审美眼光、选诗标准却有差别。沈德潜强调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眼界拘于“宗旨”和“规格”,而毛泽东则推崇胸襟和神韵,故能驾沈德潜而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