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臣(1903-1964),名俊,杰臣乃其字。高陵县崇皇乡下徐吴村人。少聪颖,学业出众。在西安中山学院求学期间,参加革命学生运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被迫辍学。回县后,先后任县建设局文牍、智左区合作社主任,县政治指导员、县临时参议会议员。他目睹国民党官员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罪行,遂于1946年春弃职赋闲至1949年高陵解放。解放后被推举为县首届各代会代表。1955年任县文化馆馆长。1958年被订为右派分子。1980年纠正。
青年时期的张杰臣就萌发了“无求生以害人”的志士仁人思想。他的父亲张金魁发家致富后放债数千金,仅邻村以田产作抵押借贷者不下百户。其父逝世后,他甫涉家政即声明放弃债权,并焚毁了全部债券,债户对此感激涕零。
张杰臣对国民党昏庸腐败、民不聊生的现状极为不满,对恃强凌弱、残害无辜的事深恶痛绝。1942年春节在其门首贴了一副对联:年关难关咬紧牙关,军粮赋粮断了口粮。横额是“民无生路”。还在门外墙壁上贴出“反对刮地皮!”、“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1943年一天,十多个口称“陕保”的军人,荷枪实弹来村里抓兵。当抓着一个学生正要带走时,杰臣厉声喝道:“把人放下!要兵不去找保长,却来抓学生。政府叫办好教育,你们却来破坏!”说着上前打了那军官两个耳光,吓得那伙人仓皇离去。他虽系本县知名绅士,但在达官显贵面前,总是一身正气,傲骨嶙峋,而待乡亲却是平易近人。每到夜晚,他家总有不少群众,或向他请教学问,或求他排难解纷,或要他说古论今,或听他讥讽时弊。往往斗室为满,夜阑始散。
张杰臣坚信中国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党。早在1937年就支持其弟张贵林、儿子张剑华从事革命工作,还掩护抗大一分校学生蔡浩在他家住了一年多。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桑志良、莫应贤等都把他家视为最安全的藏身之处。当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时,他仍义无反顾地让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宗群(建国后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在他家躲藏了五个多月,并以宾客相待。1948年冬,关中解放之势已定。为培训建政骨干,他协助地下党组织动员大批青年北上。为保证安全,他把乡长张维政、保队副吴玉玺叫到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清形势,指明道路,要他们当机立断,弃暗投明,立功赎罪。二人为其所动,即护送40多名青年安全通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
建国后,为配合政治运动,推动各项工作,先后组织编写的秦腔剧本有《查田定产》《三反五反》《杨虎城骂蒋》《新旧教育比》《全家红》《新虎口缘》;眉户剧本有《教育常建》《三郎回东北》《卖余粮》《红色之家》《生产计划》《四女拜年》《社是谁的》;小调有《新小放牛》;快板有《上冬学》等十多个,供群众排练演出,观者如潮,场场爆满。至今群众还在乐道其部分剧情,传唱其部分片断。(陕西高陵县志)
张怀忠(1915-1980),高陵县崇皇乡下徐吴村人。出生时,家遭帮匪烧杀抢劫,父亡家败,由富裕家庭猝然变为蓬门筚户。1930年,经何崇萧介绍,到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恪守军纪,立志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选调到吉鸿昌率领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二师一团担任连长。驰骋疆场,骁勇善战,令人感服。后因日蒋勾结,合力围剿,兵败后自谋出路。1938年,被地下党送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返回原籍,以教书为名开展地下党组织活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在西安警备司令部军察处从事政治保卫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判,开除党籍和公职,回家劳动。1973年平反昭雪。1980年病逝。(陕西高陵县志)
张贵林(1918-1986),高陵县崇皇乡下徐吴村人。早年即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在西安上中学时参加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游行请愿活动,随后又同在西安一起上学的聂景德、许宗岳等人返回本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清算并驱逐国民党县长陈家珍,协助地下党组织逮捕公审血债累累的叛徒、特务潘士杰;为驻地的工农红军筹粮、筹款、扩大兵员;和工农红军一起跑遍全县城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等。1937年1月,经申敬之介绍,同聂景德、段文义等人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又参加农村工作团,长期下乡到兴平等县宣传组织农民抗日,发展共产党组织。1938年,任中共高陵县委军事委员、县民先队大队长。同县委和民先队其他领导人一起介绍100多名青年到泾阳安吴堡青训班、陕北公学、鲁迅师范、抗大学习,使之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往凤翔县任地下县委宣传部长。此时正当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严密封锁边区,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地方环境特别险恶,他通过其兄张杰臣将在凤翔任教的戏剧家、音乐家张寒晖,建国后曾任驻外大使杨克明和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宗群转送延安。1942年冬,调陕甘宁边区马栏市,先后在税务局和省委供销科任庶务。1949年,西安解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招待所所长。1954年,调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纪检委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干校副书记兼校长。1962年,又调任伊犁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伊犁州人委人事局局长。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文化大革命”中,历受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于1986年3月逝世于西安。(陕西高陵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