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父亲节散文走红 网友：想起朱自清的《背影》(3)

　　高三那年，我没能考上大学。父亲说我18岁了，他可以不管我了，要我去学一门木匠或者油漆匠，跟村里在外面发了财的吴刚去广东打工。吴刚大我三岁，是留了三级才与我做成同班同学的，成绩从来没有突破过班里倒数名次的前三甲，吴刚父亲临死时还紧紧握着我的手有“托孤之重”的一再嘱咐我这个村里早慧的小神童将来要多多照顾吴刚，命运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我怎么可以反而跟吴刚去混饭吃。母亲跟父亲吵了一架，卖掉了家里嗷嗷待哺的十多头小猪崽，坚持让我上补习班复读，一向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父亲，这一次竟是没有一意孤行地横加阻拦。

　　第二年高考的前一天傍晚，我从学校的食堂吃完饭回到寝室，室友司马术奇递给我几张十元的钞票，说是刚才有一个穿布鞋戴草帽的奇怪的男子给他的，他没说自己是谁，只说让我这两天买点儿好吃的，还说我知道他是谁。我一数一共是九张皱巴巴的“大团结”，连一百块都没有凑够，但我的眼泪蓦地就夺眶而出：父亲自从光荣“退休”之后已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他每抽一包烟，每打一壶酒，都得要勤俭持家得近乎抠门的母亲恩准，日子过得非一般的捉襟见肘，我不知道他一共用了多长的一个岁月才存了这么大的一笔体己，并在这一天送达我的手中。

　　那一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地方院校，父亲额头上岁月留下的刀痕开始舒展了许多。大学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当代大学生看闲书的时间很富有，此前在村里很难读到的《说唐》《说岳》全本在这里可以轻松找到，父亲那个曾无比神秘的讲坛，在我心目中地位已不再新鲜和向往。

　　大一暑假回家，父亲要跟我下象棋，百无聊赖的大学寝室里曾彻夜打过《梅花谱》《橘中秘》熟练掌握了“顺炮直车破横车”以及“顺炮横车破直车”诸般变化的我棋力已然大增，已非昔日要父亲让我一车一马的那个愣头青。不明就里的父亲在接连输给我三盘后，我说我让他一个马，父亲生气地哼了一声，却并没有喝止；又连输三盘后，我开始饶他俩马，接着又连输两盘；父亲的额头和颈上同时开始冒汗，在端酒杯自斟自饮企图掩饰什么时，他用过无数次的那酒杯居然没有端稳，跌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从易老三家打来的谷酒洒落一地。父亲趁机把桌上的象棋一拂，俯身去收拾那些陶瓷碎片的时候，他佝偻的身子和满头的白发让我年轻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不由自主升腾起对这个家庭的使命和责任。

　　大学里我自筹资金弄学生餐馆和录像厅，办家教中心，开围棋象棋培训班，给全国各地的报刊写稿，时间太不够用，忙碌得连谈一场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当我艰辛地筹措到大三的学费时，父亲找到了我在校外租住的简陋住处，他说要去上海跟澳大利亚的一个国际大财团做一笔大生意，他已召集到当年下海做生意时的几个朋友一起干完这一票就正式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他把白纸黑字的英文合同拿给我看，看起来还蛮像是那么一回事儿，但他自己连来回上海的路费都不够，听说这个暑假我赚了不少钱，问我有多少，要我先借给他没多久就加倍还给我。当我还有一些犹豫时，父亲用坚毅的眼神对我说，他再也不想连一包烟、一瓶酒都要到母亲那里去“讨”，他说这些年自己作为男人活得太没有尊严，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搏”。于是我哪里可以再犹豫。

　　天真的农民企业家被澳大利亚国际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们哄得团团乱转，父亲后来终于知道那是一个诈骗团伙，但如梦初醒的他却找不到任何有利的证据，也压根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惩罚那帮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坏蛋。而这事儿派生出的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为了攒足学费，我铤而走险与学校周边街头的几个小混混炸金花出老千被赌徒们轻松的发觉，差点儿一个手指头就没了。赌徒们命我写下一张两千块的欠条，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学校去上课，学费没交加上旷课太多，以致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拿到。父亲对此事据说还是曾有过一些愧疚的，只是他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起过只言片语。

　　刚步入社会的那一两年，没有大学毕业证更没有工作经验的我一度十分狼狈，前途一片茫然、找不到任何出路的年轻人是极为痛苦的。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太大，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曾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父亲和母亲在老家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父亲喝醉酒在村里闹出事也愈发频繁，直到我后来调整好心态，按捺住年轻人普遍的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从零开始，忍受无尽的寂寞，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坚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一般人无法想见的困难，终于出版了几本书，做成了几件事，挣得了些许虚名在外，不再为衣食所苦。“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父亲不时会在电话中高兴透露，他在村里的地位已有了显著的提高，村里的年轻人对他很尊重，老人们有大小事也会主动找他商量，日子已过得越来越滋润云云。

　　有一段时间父亲很是关心我的终身大事，说村里我的小学同学易兵、吴刚、蒋树林他们家的孩子都上学了，而我怎么还是孤家寡人一个，要是在外面没本事找到老婆，他就去河对岸的杨林寨帮我访一个。杨林寨是不服归化的外地过来的移民，说着我们那里听不太懂的话，村里凡是找不到老婆的大龄男光棍，最后都会去杨林寨谋求“脱光”。而更为要命的是，被村里人歧视的杨林寨的姑娘们，娶回家之后一个个温良恭俭让，贤惠得不得了，不但能操持家务，还会一窝窝的生娃，也算是一条出路。电话里我没好气的告诉他，我的事你少瞎操心，以后要再提去杨林寨给我找媳妇，小心我过春节都不会回家。父亲深知我的脾气和倔强颇得他的衣钵真传，从此就再也没有催婚过。

　　这些年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要做的事情太多，每一回逢年过节回老家也总是急火流星来去匆匆，父亲有时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想要跟我说些什么，我又总会被一些亲戚、邻居、同学拽走打骨牌打扑克打麻将而不了了之。三年前的中秋节，我与父亲终于有了第一次深度的交流。我问他平日里在家都干些什么。他说没事可干。他说他想下象棋，但村里人都在买马和打麻将，根本找不到下棋的人。他想看书，却又没有书可以看。我不禁为之动容。我敏锐地察觉到这不是父亲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当下农村“空巢老人”普遍的精神空虚。我于是决定给村里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捐赠一些书籍，赞助举办一个“农民象棋争霸赛”——这一些后来都成为我发起的“农村文化月”多个主题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当父亲作为村里的四个代表之一去参加全镇40多个村子的“农民棋王争霸赛”时，眼见现场有很多自信满满杀气腾腾的年轻人，“不服老”的他在对阵抽签时居然丑陋的弃权，当了一个可耻的逃兵，此一临阵脱逃之举一度让我的小侄子和小外甥、他的小孙子和小外孙们鄙视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