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文体最可厌莫过于所谓‘散文诗’？中国当代散文诗观察(2)

　　介入上述二者间的是“地域性”表达，由于这一主题的特殊性，它在中国各地理板块、在初学者那里均不同程度地纷扬存在着。散文诗的“地方性”表达，对一方山水的历史、自然的激情表达与追问，使其成为文学乡土中国表达永不凋谢的一枝。从前述看与其讲我们是从形式上来简略界定这三种方向（它们本身当然是相互混杂共存在的），不如说也是从“内容的”取向来初步判断的，形式的变化须以内容的相应变化为基础，因此散文诗的“散”，实则也包含了内容（主题、题材）的无所不包、兼容并包。既然讲“小花小草”是散文诗的通病，就无须讳疾忌医，进一步，为何不将其培育成奇花异草呢。

　　当形式的创新已提上发热量提上日程时，是内容本身重要，还是表达展现内容的途径与方法重要？也许这是写作者在继续中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新”问题，也就是个如何找到合适的写作资源并如何运用资源（表达的创新）的“老”问题，它是表达的同时也是观念的问题!是这样，当人们会关注财富排行榜时，并不过多希望关注富人财富的积聚途径，当人们关注好奇于富人创业故事及财富积聚因果时，却往往不关心其财富的使用——而这难道恰好不正是应该关心的吗？

　　文体形式的变化实际上也就反映了个体思想观念的变化！至少，斯时创新的意识就暗暗到了心间手上。每一文艺体载的产生与发展都有一个过程，过程中开放与包容最为必须，这同时也是对自我的建设与和谐的过程。中国戏曲由于某些局限而逐渐成为了文化的活化石，形象且具现场感的当代小品方式明显让模式和局促的相声不敌，散文诗的发展史并不长久，这种短期，正好应是散文诗进行自我改革的有利条件！从源流我们大抵可知散文诗形式产生的前因后果，那么反省是很有必要的：难道我们的努力就是为了让散文诗写作像“散文诗”？！我们的运用某一特定文体写作的目的终是为了保持这一文体的存在？！关键是，如何保持？挺住不算胜利，开拓才是重要的。

　　近二十年来，通过新老散文诗人、翻译家和有识者如郭风、彭燕郊、柯蓝、耿林莽、王光明、王珂、孙玉石等的努力与合力，散文诗行程及理论梳理越显深沉厚实，伴随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以及散文诗本身与现代传播日趋和谐等因素，中国散文诗一直保持自然与自在的发展态势，同时散文诗文体本身的特性也渐形成了一种可持续性的自给自足的营养（我们当然须认识到“自给自足”是辩证的），这种内外合力的情状当然超过上个世纪初的迟疑与摸索，现在散文诗创作及发展的外在条件愈趋良好，文学传播面积的拓宽、物质生活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多元，都带来了与往不同的机遇，那么顺应这种时代节奏，散文诗在形式上的完善最重要的是在坚持自身文体特征的同时，更好地拓宽和激活文体的应有潜力，反映在创作者那里，则需自身的调整与提高，精神层次的更新、语言的创新把握，生存与生活体验的选择与凝炼、对传统文化、对审美的认知与发现方面——这些，最终都会或多或少地通过形式的变化得以呈现。

二

抒情问题：变中须求新

　　1、抒情是中国传统文学同时也是散文诗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散文诗的直抒胸臆、气氛营造及浓厚个人色彩的情感表达最易达到个体的抒情泄意、感怀人世、调整自我心理功能。现代诗的发展虽是一个对古典诗词形式“框套”的突破过程，如果仅这样看好像仍无法解决为何会有散文诗有出现，因为如果是专为抒情，诗词歌赋曲难道不可以胜任？

　　并且，散文诗的散行布局和自身的明显韵律的取消，使其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传统的曲、歌的因素，自行失去了更加的抒情和更可能流行的有利条件，这是为什么呢？从散文诗进入中国的种种背景来看，它的入境一方面可将之视为是当时部分写作者对新诗形式拓变，是新诗与散文并行过程里“文体”竞争的产物，但并不这样简单——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它会否产生呢？

　　肯定会！因此，对中国散文诗的出现及其抒情态势变化不妨这样理解：它是内外因合力的，它是自然演变的，抒情一直是其生命线，它的抒情方向和方式在过程中因人、因时而小变化不断，彰显程度不同；这其实是技术或策略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散文诗作家们在创作中的尝试努力。

　　近百年前对西方“散文诗”的引进，其最大作用是催化，而文体的变化是必须的进化结果，说明了中国散文诗出现是种需要。强调散文诗在中国的“古已有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散文诗的产生的最大或最起决定因素的原因是当时外国文学（包括诗歌和散文诗译介）的进入及影响，它提醒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使人的价值的观念得到开启，“我”的感受显出重要；它提供了一种新式的文体形式并使这种借鉴容易成为可能。而正由于中国这一大背景，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巨大使它在被“拿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部分产生了糅和与搅拌。由此亦可讲散文诗与其说是对新诗的潜对抗，不如是对古典散文的革新。

　　而革新的是形式与内容，并不是也不可能将“抒情”功能革掉，不难看到，散文诗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承接明显表现在“诗歌”精神方面，诗对中国的影响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从古至今它几乎塑造和制造了一代代中国文人（文化人、知识分子、文艺人）的“人生”或说命运，在演变中，诗歌在“实用”的同时，在很大程度和很多时候也几乎就等同于个体在生存、生命、生活甚及存在等方面的实现方式与途径，它亦包含当事人对时政、理想、社会现实生活、历史、人生的诸种看法、反弹及和解（过程），在中国语境中，这一切的表达的最佳方式是：抒情（诗歌）！于此，中国文人实则是一种复杂的矛盾对立的群体，理性与感性、审美与现实、解放与屈从，诗意心理与物质压力——总之，是一个生命多变的复杂历程与理想化艺术化向往相互渗透和制约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抒情的过程。

　　因此抒情与其说是被动的，还不如说是传统文人的另种精神入世，在自我的心理调节、平衡中，在世界观、人生观的不断塑造中，达到精神秩序的梳理和自我的和谐——这也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往深处说，也是个体获得自由的必须过程；古诗从四字、五字、七字到词曲散拍难道不也映衬着这种过程？也因此，在传统中国文化和文学大背景中，中国散文诗作家的思维方式、精神气质、审美观仍是沿着“抒情”一脉相承的，散文诗在初时应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也即郁达夫所言的“智识分子”的。它吸收了外国的因素，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它取的是可用的部分，并自行合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散文诗”，也即是“恶之花”并不影响“小花小草”或“茉莉花”的滋长。这一“特色”的核心便是抒情表意传统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