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文体最可厌莫过于所谓‘散文诗’？中国当代散文诗观察(3)

　　如果远离或有意与抒情拉开距离，那它就逐渐转为哲理性随笔，思想小品，或叙事说理较强的散文、杂文，事实上在散文诗进入中国后，之所以在圈内一直对其文体及功用争论不休，也正是这个基点模糊的原因。一方面，有时在时政的影响下，散文诗与诗歌一样，抒情会显得沉重与深重，却也流于空泛，另方面当理智压抑了情感的应有表达，传统文学的其他功能如言志以及主要表现手法就会明显抬头。所以，长期来中国的散文诗内部与外部都是尴尬的，它像时空中一个突然冒出的茫茫然的东西：既包括有对国外“散文诗”这一新式文体的“好奇”，也含有对中国传统文体改造的要求，既受中国式抒情传统需要的支配，又脱离不了（分属于其他文体的）说理、启示、寓言和议论的引诱。

　　——其中起主导或“指导”作用的是中国式抒情传统。而因此，只要你有抒情的可能与需要，你就离不开传统的中国式诗歌（诗意与诗性）气候。这大约也使中国散文诗在后来与外国散文诗有了差别，现在看，它无疑也就是中国散文诗最为中国的特色之一。虽然关于中国散文诗的抒情特征众说纷纭的，散文诗界内部亦有这种争执，这当然不单是审美差异原因。现在讨论这一具体写作中每每出现的分歧在今天看来并不重要，因为数字化传播时空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多源和物质生活的变化，只能使分歧越发加大——同时也是没有了分歧了！因为我们终将发觉：终点相对明确，方向大致确定，走法、步速与同道的寡众就不是问题。

　　２、虽然说抒情是重中之重，那么散文诗的结构与行式（特别是今天）为什么将“韵律”这个关键环节淡化处理了呢？“音乐是心灵的语言”。“在一切文学性享受中，以读一首好诗最为完美无缺，至高无尚。唯有纯粹的抒情诗才偶尔可能达到完善的境界，才可能达到生命与感情融为一体的理想艺术形式，除了抒情诗的魅力，可以相比拟的唯有音乐的了”（赫尔曼·黑塞）。散文诗的抒情使它能迅速与受者的情感体验和感性经验取得共鸣。最主要的是，自古，从可歌可泣、载歌载舞、歌舞升平到歌以咏志，从巫辞、宫帷礼乐和宗教咏叹等可见抒情是人类交流传递的最有效方式，音乐的辅助则催化了这种有效性——实际上这是个从雅到俗的普及，也是散文诗初萌的潜因之一。

　　中国古代文体主要就是韵文体（诗、词、曲、赋、歌）、散文体和说唱体。散文诗的入境并被接受，首先是艺术表现空间拓展的需要，从这点看散文诗其实更像是种新“赋”，如辞藻讲究，重典雅意境，表述和抒情自由而散漫，韵散穿插结合，主要体现于审美感悟及表达，但就散文诗而言，当时这一新式文体显然并不只为上述功能而生，如果散文诗只是为了抒情——那其生命力必将打折，联系当时的理性精神和新文化思潮，事实上“叙”的因素一开始就介入到散文诗中了，这让它看起来屡像另种“散文”；其介入表明一种对时空的主动“参与”，夹叙夹议并杂夹抒情绘景感慨，这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是相谐的。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散文诗集的《野草》其中就包括有相当数量的散文或杂文。即是说，在起初中国散文诗本就是“兼容”的，而后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叙、议自然被其他文体如随笔、杂文“吸收”，拥有相当比重的抒情成分的部分则被散文诗保持并逐渐成为其鲜明特征。

　　与当时新诗倾向自由散漫体式一样，散文诗取消了严格的韵律要求，既有对古典文体范式的抵触也有对新样式的好奇，但这是暂时的，后来至今，叙与议“造成”的散文诗对“韵律”的淡化这一情形继续被保持，而韵律的淡化又迫使它的篇幅必须精致短小。在行进中，传统的诗意抒情时常又会使不断介入的“叙”与“议”成分会被控制和淡化，诗意与思意凸现。因此在今天看，中国散文诗确实算是最为体现传统文人审美趣味的一种文体，也是最为抒情表意的一种现代文体。还是最为“个人性”的实用文体。

　　这点可以联系书法看，今天的书法逐渐脱离了实用性而成为个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方式，成为部分人“抒情”的方式，散文诗也正是这样，是个体诗意生存和哲意思考表达的最佳承载体。这时的抒情，就已不能只从表面的节奏和字行的潜在气韵来看了。作为散文诗的生命线的抒情，它一直像血液密布散文诗身上，其间抒情的强度、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差异，同时也使文本各有特色。

　　抒情，通常也是自我或“个人性”的基本体现，因此我们实则不必苛刻“小花小草”，关键在于如何侍弄、培养，使之从日常的常见精神消费品转为有一定价值的艺术品。“开始写一首散文诗是容易的，然而要使其成为一件艺术品却不是一件易事。”（罗伯特·勃莱）③是的，与诗歌、散文比较，今天中国散文诗才是保持发扬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抒情路线的文体！也是最能体现出人类思想情感和生活感受的普及性文体之一。在具体文本中，它常以取景、观物、描绘时态作为铺陈，再将景观转化到“我”的感受，感觉，感慨，目的常是自我情感归束于自我的精神秩序的感化调节，像一首首言志言性的纸上抒情写意之歌。

　　当然，“抒情诗人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沉缅于表现感情的人。只受情绪支配乃多愁善感，不是艺术。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专注于对各种形式的观照和创造，而是专注于他自己的快乐或者‘哀伤的乐趣’，那就成了一个感伤主义者。”（恩斯特·卡西尔）这就涉及到为哪样抒情、怎样抒情、抒什么情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乎散文诗生命力也是关乎散文诗作者生命力的问题，它更是一个隐匿在实际创作过程中难度重重的老问题。

三

作者问题：有容乃大

　　１、散文诗写作者身份意识的缺省或说无意间的摇摆是一直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创作者的“墨守成规”和“当局者迷”。墨守成规表现在表达的趋同，内容（内形式）诉求点常见陈旧，对人性心理方面、思想、情感、经历（经验）的挖掘不够且彼此相似，有普遍性无独立性，这使得众多的散文诗文本均像是同一模式，形成人云亦云、模仿复制和浅显平淡之象。

　　这些局限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便已明显存在——事实上尴尬的是它似乎又同时是散文诗保持“活跃”的原因。“墨守成规”似又导致了“当局者迷”，具体看，在散文诗这种短小精悍的潜在的形式圈囿中，社会与文化的冲突被忽略，它未能有效地转变为个体内心的冲突，信仰（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淡化（其中对宗教语言的引用，也是与宗教意义是无关的）；此外还有物质条件也受到了漠视，创作者均多以“我的”境遇、情感、情绪的零星挥发为主；这并非因为文体的限制使之不能“参与介入”，它也是一种中庸遁世的国产惰性，似也是散文诗沦为“小花小草”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