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文体最可厌莫过于所谓‘散文诗’？中国当代散文诗观察(4)

　　散文诗主要偏重于个人精神的调节、平衡与慰藉，更关注自己的心灵世界情况，这让它时常回避了更大、更深刻的背景及变化中的精神主题。此外还可以看到另种惰性：近三十年来的散文诗创作在很多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虽然以“语言”为舵，但（因为“叙”与“议”的制约而）并不真正像诗歌那般重视语言本身（语言作为一种天然资源并未被创作者重视并激活），同时也不像散文那么真正在意人事。这样，散文诗文本集中起来明显相似，“伪”的成分也明显，为散文诗而散文诗，所谓华丽词藻并非自己劳动创造，而是现成的成语、叹词和语气助词的搬运，为文本效果而潜意识地进行抒情的夸张、放大，为文强作愁，自慰（自伤、自虐、自恋）心理过重，而一些重在“意义启迪”的作品则可能陷于空大玄，仅仅是表面地着力于古已有之和早已定论的“知识、哲理、意义”的翻版。

　　作者的问题最终只能由作者自行解决。在实践中我们也能体会到类似的抒怀应该只是散文诗创作的一个初级阶段，当一个写作者在有一定写作历程后，如果仍徘徊于这一阶段，显然不行。抒情的有无维系着散文诗的生命，抒情方式的更新创造则决定这一“生命”的层次与价值。于此唯可提出的是，沿着抒情这株主线，散文诗形式的精简，绝不意味着对内在力量的限制而是对潜力的要求。

　　主体身份的隐匿状态，主要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当和脱离高境界之故，使散文诗远离了现实与现时而有形无神，譬如，有的散文诗作家对古诗进行的散文诗体翻写，这种临摹实则是种停顿；生命的复杂体验和生活生命状态在类似仿写乐趣中，得不到有效的表达。更大的仿写是毫无创新精神的词语搬运，对古典诗词词语的生硬搬运堆积，它们其实是古人的。这一复制思维是整个散文诗界最常见的病态现象。

　　这当然不只是写作技术的问题。是人控制工具而是后者牵制了前者呢？对于更早的时期，对于当时大多数写作者而言，他们的样板和可参照物当然是有限的，主要是发行量较少相关媒体，少数先行者的练习、少量译介入境的散文诗作品如泰戈尔、纪伯伦、屠格涅夫等，至今我们仍可以看到那一时代中国散文诗或多或少的“飞鸟”之影和象征气息，其时的散文诗格调尤以个人情感及思想宣言为主调。

　　也正是这种墨守成规、思想观念和表达趋同的矫情沉闷里，部分散文诗作家身份有了变化，目前国内不少散文诗创作者均是多栖身份，既是散文诗人，亦是散文作家，有些还是诗人——文艺家运用各种体裁进行创作本无可厚非，但可见相当部分散文诗创作者似乎并不在意跨文体写作尝试。在世界散文诗兴起之前，伏尔泰就曾说，“几乎所有的艺术都受到法则的束缚，这些法则多半是无益且错误的……诗歌如果不能比散文表达得更充分，更有效，更迅速，那就是拙劣的诗”，④当你不自觉（向旧的体裁）进行改造更新，你（所使用的体裁）就难免要被（新的体裁）改造更新。

    ２、同时这也是一种乐观的提醒！在关于中国女性诗歌的系列札记中我曾提到，日常生活审美基础上的“享受性”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变化表现就是散文化或散文诗化倾向的加重，它实际上是诗歌叙事性强化（小说戏剧因素的介入，说的欲望）的缘故，虽然我是认为这样可以为散文诗输血造血，其实也是一种相互的入侵！⑤

　　如果略作对比，约百年前的诗歌与散文诗对于形式的变革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基点都是针对古典（既有的）诗歌范式，而近三十年来，新诗的形式改革（有时它被包括进先锋、前卫范畴）是从内部开始的，实际上的着力点是“内容”，是思想观念变化基础上的思考与生命流程的结合，因此诗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产生了蜕变，而散文诗则相对显出默守成规，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这个遗憾如果还在继续就更是一个更大的遗憾。

　　现代诗自由度远远大于散文诗，但它的局限性也因此成倍加大，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三者（包括散文的部分）合而为一难分彼此，成为了新的“形式”，这时的它就很像一种实质上的四不像了：可以是诗歌、也可是新散文、可是散文诗。实际上这样的融合早已开始，将一首当代“诗歌”不分行，将一首当代“散文诗”适当分行，便可看到同样的效果！如果真是这样，这时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散文诗似乎就只余下偏向于古典意味的那一类了，这大约不是散文诗作家所乐于看到的事情——

　　但又怎能讲这就是件悲观的事呢？当越来越多的所谓当代诗歌之所以叫做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分行的原因之时，当美文、新散文概念屡屡出现之际，我们为何不可以认为这同时正是散文诗进步的表现、是散文诗因素对固有的诗歌、散文形式的重新介入覆盖呢？或说它：就是新的散文诗呢？在此，高瞻的彭燕郊先生似乎也有了预见，他在2004年的“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丛书序言里曾道“它（散文诗）是否会像自由诗战胜格律诗那样，成为诗歌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呢？”

　　在散文诗内部这种进步近十年来其实也早已开始。从文体看，散文诗的“内容”被形式所规定，它也因此具有了不同于他种文体的规范，它同时对散文诗写作者也产生了（更可能是习惯性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甚至在语言运用、内容选择之外，还涉及和影响到作者的世界观、审美观及本人心性，这些因素本身就是与时间、空间和社会文化的变化息息相关的，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中国的文学史确实也就是一部文体替代（起伏兴衰）史，文体的变化几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同步，当散文诗人意识到这点，其探求必然就自觉开始了。

　　事实上我们也欣慰地看到部分青年散文诗作家的主动，他们在散文诗文体的实际运用中，对散文、诗歌以及小说、戏剧因素的巧取也较明显，这当然表明，遵循散文诗文体规律（形式）和审美经验的变化更新（相当于内容）不仅不矛盾且可以成为互动互辅的合力。

　　有容乃大！中国散文诗的形式需要坚持相对稳定更需稳中求变，在抒情传统的继承基础上，创新是关乎散文诗生命力也是关乎散文诗作者生命力的重点，而中国散文诗界保守的虚荣和中庸的部份可能不会这么认为，他们默守成规，当局者迷，为散文诗的位置与作为写作者的自己的身份而喋喋而耗力，他们只是绕着沿袭至今的散文诗文体坚持，围绕所谓前辈作品模式打转，并以为坚持散文诗文体就是坚持了散文诗，素不知，需要坚持的是文学性、诗性、人性。散文诗的新的普及、真正的、有效的普及，只能孕育于不断创新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