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人知恩图报,在美酒厂的办公楼前建起了一座高大雄壮的太白楼,据说这个太白楼的建造施展了兰陵人大胆的想象力,登上太白楼,使人联想到李白当年把酒临风醉卧兰陵的洒脱风采。看得出,兰陵人还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
三
相对于李白来说,荀子是个地道的兰陵人,他曾两度就任兰陵令,在位十八年,走遍了兰陵的山山水水,政绩卓著,内治外联,实惠于民,政平而民安。
宋朝徽宗皇帝非常敬重荀子,曾下令建造荀子庙,荀子庙年久失修,早已倾圮。明朝诗人李晔专程来兰陵拜谒荀子墓,见荀子墓孤寂荒凉,感慨万千,曾赋诗一首“古冢萧萧鞠狐兔,路人指点荀卿墓。当时文采凌星虹,此日荒凉卧烟雾。卧烟雾,秋黄昏,苍苍荆棘如云屯。野花发尽无人到,惟有蛛丝罗墓门。”道光21年(1841年)清政府曾补建荀子墓碑一座,光绪30年又立“楚兰陵令荀卿之墓”碑。1977年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保护单位,苍山县革委会另立保护标志碑一座。
我想起了荀子的另一篇文章,“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侧不若,背则谩之,是人之第二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以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
我定眼看看兰陵人,再次瞻仰荀子墓,竟无言以对。
陶公祠
江水是菊黄色的,那江水里流动着的莫不真是晋朝的菊花?
已经不是菊花季节,陶公祠院中那两厢曾经盛开的菊花都已败萎了,只偶尔还露出残的黄色。祠在江边,就在这段被称为菊江的长江边。这地方真个与菊有缘,有“菊江”、“菊邑”,还有个“黄菊乡”。我依然走在菊的意韵之中,初冬那菊黄色的阳光和身边那座被菊黄色历史装帧的古建筑,以及存在于胸臆之中的菊花般的品格,和风中飘荡的大朵大朵菊花般的幻想,都让我陶然如醉。
陶渊明,曾在这里种菊,种出了一大片他认为应该存传后世的文人们的自珍和清高之气。我知道他其实很想做官,少时就有猛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到幽州。”而且,他也做官,只是受不了官场那种腐气,那般骄奢淫逸。他的腰椎骨似乎很硬,不愿为五斗米而弯。他就把大印挂在彭泽县的大堂上,然后走出来,走到风和阳光之中,走到那片贫寒却诚实的土地之上。他耕种的姿势或许可笑,腰弓着,整个上身几乎与土地平行。人们并不知道,他是一边耕种,一边在泥土中寻他的诗句。
陶公祠中有一尊陶公像,高丈余,乌石所镌,给人一股子凛凛不可侵犯的傲然。真正的陶渊明当然不会是这个样子,他后来穷得没饭吃,没酒喝,甚至乞讨过,那样子一准佝偻。哪能有如此威风?但我却懂得塑者的匠心:他并不只是雕塑东晋的那个人,而是塑他冷傲的气质。仰望陶公塑像,几分崇敬,几缕亲近。他似乎有话要说,却欲说还休。1600年了,他要说的话,都变成大朵大朵的菊花了吧!
在史书上,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官场腐败,社会奢靡,石崇、王恺斗富,让侈浊之风登峰造极。陶公就只好种些菊花,很想让菊花的清气影响一下他厌恶之极的世风,然而菊花太小,那一星半点清菊之气又怎能荡涤一个奢腐王朝的浊臭呢?出乎陶公意料的是那菊花的清气后来却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史!
苏东坡曰:“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如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 东坡大抵是闻过陶渊明的菊花味,不仅闻过,而且深深地闻过,他在《水龙吟》中言道:“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常在。” 陶公或真未死,若真未死,当在菊花之间,以一种清傲之气面对滔滔菊江和无期无尽的岁月。
祠不大,却修葺得很好,在江边一块高地上。祠后有塔,曰“秀峰塔”,另有一塔在不远处,叫 “天然塔”被称为“江流双塔”。祠与塔构成了一种沉重而冷肃的气氛,在江边,在永远盛开的菊花之中。
陶公安在?问菊,菊却隐去了笑容,独向寒风。
宣南雨又来——浏阳烈士谭嗣同殉难百年祭
──浏阳烈士谭嗣同殉难百年祭
袁鹰
一百年前,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十三。那天上午,北京城上空乌云笼罩,天色阴沉。加上道路相传,说慈禧太后已从颐和园回宫,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维新变法人士纷纷被捕或远走高飞,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会发生什么祸事。果然,到了下午,宣武门南菜市口,推来六辆囚车,一字排开,监刑官军机大臣刚毅一声令下,刽子手举起屠刀,寒光闪闪,砍下六颗黄金无价的头颅: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光仁。其时天色如墨,忽然风雨交加,流淌街心的鲜血,顷刻间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悲壮的一幕,宣告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的悲剧性结局,也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匡世济民寻求改革救国之道的种种努力和尝试,谱写了最后一曲令人椎心泣血的壮歌。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菜市口是北京宣武门南一处交通要道,向西出广安门过卢沟桥去南方各省的必经之地。它的东南西北方向许多街巷胡同里,槐荫深处,紫藤架下,曾是明清两代许多文人学士的住宅和寄寓,散布在胡同中的许多会馆,更是南方旅京清寒文人的栖身处所,各省进京应考士子、待选官员的歇脚处。当年康有为就住南海会馆,谭嗣同住浏阳会馆。民国后李大钊、陈独秀在安徽泾县会馆编《每周评论》,鲁迅住过绍兴会馆,毛泽东住过湖南会馆。这块被当时文人们亲切地称为“宣南”的地区,是京城一块宝地,浮游着郁郁葱葱的文化氤氲。如今,它早已成为北京宣武区的黄金地段。前几年为了兴建新火车站,拓宽大街,拆除两侧房屋,烈士抛掷头颅处已被深深埋在沥青路面下,供监刑官下轿休息的老药铺西鹤年堂也移到大街以北。近日来,因为要开通向南的大道,更变成喧嚣的筑路工地,推土机不住轰鸣,运土车频繁来去,行人到此处,满眼瓦砾场,从何处寻觅菜市口的旧时模样呢?
一百年风霜,一百年血泪,全在尘土飞扬中烟消雾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