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作者简介】作者马勇，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正 文 】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历史人物研究便自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之一。在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大、突破也最大的当数历史人物研究。全面评述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断非笔者所能胜任，本文拟在尽力照顾各个方面的同时，仅就个人能力所及，有所选择地略加评述，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如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一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在过去50年间一直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而而发展，大体说来可分为1949年至1976年、1977年至1989年、1990年至1999年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一、价值体系的重建与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支配地位，建立了新的价值评估体系。在此价值体系下，旧史学盛行的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英雄史观遭到否定和摒弃，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首先，代表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人民群众的活动和作用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如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以及东南沿海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变”、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工农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支前运动等等，都成了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对象，一部中国近代史已不再是单纯统治阶级的历史。
其次，推翻了旧史学强加在农民起义领袖，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乃至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头上的所谓“贼寇”、“匪首”之类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光辉业绩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献身精神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赞扬，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
然而由于人们刚刚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形而上学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所难免。许多研究者虽然在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但似乎依然重复着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进行的工作，所要论证的依然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于那些统治阶级中的历史人物，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没有及时转变到研究历史上统治阶级的经验教训方面来。这从当时一些主要成果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1949-1965年间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那些“正面”的历史人物，如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洪秀全、洪仁ｇāｎ＠①，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维新派，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等等，而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反面”人物，诸如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道光帝、西太后、光绪帝以及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蒋介石，以及那些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历史人物，除了一些批判性的、宣传性的小册子外，相对说来缺少具有学术理性的研究著作。据不完全的统计，1949-1965年间撰写的林则徐以及与林则徐相关的传记性著作有12种，而同时期关于曾国藩的只有一种，还是范文澜在1949年之前写作，1951年修订重印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注：据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由此可以概见此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趋势与倾向之一斑。
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学界对历代农民起义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主要人物尤其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更是歌颂的主要对象。相对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来说，洋务运动的历史人物研究在50-60年代是比较寂寞的，因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洋务运动基本持否定的态度。洋务派实业家和思想家在1949年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很少有人专门从事研究。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65年间发表关于马建忠的论文3篇，王韬的4篇，冯桂芬的14篇，陈炽的1篇，郑观应的9篇，而同时期关于石达开的有25篇，秋瑾的43篇，关于洪秀全、李秀成、孙中山等人的研究论文则都在数百篇。（注：据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中华书局1983年版。）由此可见当时的研究重点之所在。关于清政府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曾国藩的研究不仅成果甚少，而且结论也欠公允。曾国藩的研究以范文澜的成果最为著名，但他简单地将曾国藩界定为单一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明显具有借古讽今，影射蒋介石集团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投降卖国的意思，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著，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从学术的立场观察，这篇文章的某些结论也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比如著者反复强调曾国藩服务于清廷，断定他是“出卖民族的汉奸”，这种观点已远远超出时代要求的范围，具有苛求古人的倾向。范文澜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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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成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满汉斗争史。
这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实际成果虽说不算太多，但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探讨却有很大的进展。广大史学工作者甚至包括那些久已成名的史学家都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总原则。但是对于评价历史人物是否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共同标准，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必先设定一些固定的限制或者硬拟定出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的，想以一个固定的公式来加以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不能允许的，事实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注：《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这种观点虽然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显然不期望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教条来运用。
也有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统一的、固定的共同标准，而不能随着政治需要而随意变换标准。表扬或批评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些历史人物的某些方面，这和当前的政治任务是相关的，但是各个历史人物所应得的评价决不会随着政治任务的变化而变化。那种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说好说坏只是由于某种政治需要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注：《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与当时政治生活中一以阶级分析作为万能工具相对应，学术界在讨论怎样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自然要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而且必须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
有的学者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出身、家庭无疑是应该着重考察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或者说决定一切的方面。阶级分析不是唯成份论，不能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否则，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注：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就理论而言，人们都承认历史人物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研究中究竟如何看待和分析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只有把历史人物的活动放到全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考察，不仅跟前代比，也要跟后代比，才能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判断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提供了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东西；而分析其局限性，则一般是指历史人物没有做到他们的后辈所能够做到的事情。指出某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实际上是已经站在较高的境界来评价那些前辈的活动的不足和局限性。因此，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局限和不足，又必须和他们的后辈所提供的新的东西进行比较，否则便很难看明白他们的贡献和不足。
在怎样处理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与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以及私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生活方面出发，也就是应以政治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尺度。个人生活、作风等问题虽然对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次要的、个别的，不是评价他们历史功绩的唯一标准。还有的学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当然应该以他们的政治实践为价值尺度，但是这并不排斥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的估计。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个性是从属性的东西，必须结合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阶级性来进行考察。当然也应该注意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注：吴泽、谢天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