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5)

关于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本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题目，但是多年来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事实上，当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人是这一时期宣传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他们为中国人民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伟大的学说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材料。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如胡汉民、戴季陶、李烈钧、龙云、陈英士、林云陔、朱执信、商震、宋哲元、张治中等，是当时中国思想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十分活跃的人物。他们主编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等都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但是一些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论著则对此或几笔带过，或极力贬低，或干脆避而不谈。80年代，有多篇论文或专著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从而使国民党人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的关系得到澄清。
对于历史上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比较友好或对中华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民党左派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80年代的研究也比较充分。像于右任、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李宗仁、邓演达、蔡元培、陈友仁、彭泽民等，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等，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实业界人士如黄炎培、晏阳初、阎宝航等，都有不少传记出版。
即便是那些对中共不太友好的国民党人，如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胡宗南、陈布雷，甚至一些帮会中的人物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也都有不少论文或传记论述他们在近代历史上的活动情形及应有的地位。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1979-1989年的研究，已经远远突破先前只研究一些主要的正面历史人物，而将许多次要或反面的历史人物弃而不理的倾向，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关注的历史人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过去没有或很少研究的历史人物，如曾国藩、郭嵩焘、王国维、刘师培、黄侃等，都开始为研究者所重视。对于历史上因反对过鲁迅或其他进步人士而被一度误解或委屈的文化历史人物，80年代中国史学界也做过不少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像林语堂因曾与鲁迅论战过，多年来得不到公正的评价，80年代开始有文章表彰他不仅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而且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至于曾经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杜亚泉，在过去几十年更是被一概否定，几乎非专业的近代史工作者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杜的情况。80年代开始有学者郑重介绍杜亚泉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公平地分析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为杜之所以在文化问题上沦为一个落伍者，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时候，光讲科学知识，未讲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未讲科学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未讲科学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造成他与陈独秀等《新青年》派的分野。
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向为学者所重视。在1977-1989年的十多年间，在综合性的传记方面有所突破，学者们利用集体的力量，编辑了一些有价值的综合传记。如《清代人物传稿》、《民国人物传》、《民国高级将领列传》、《黄埔军校名人传略》、《中共党史人物传》、《革命烈士传》以及各种名人录、历史人物大辞典等等，应该说各有不同的参考价值。
在个案的历史人物传方面，这十年的成果也很值得重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是人们开始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尝试写作传记。这些传记作品大都能够注意将传主的思想与实践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摆脱了以往评论历史人物的简单模式，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多角度多层次剖析历史人物，刻意追求公正，力求忠实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即使是对那些基本否定的历史人物，学者们也更愿意坚持具体分析，尽量肯定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对于那些有着重大争议的历史人物和问题，学术界也适时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和争鸣。如对蔡锷的功过、宋教仁对民国初年政治的影响、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功过、虞洽卿的阶级属性等问题，都曾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