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3)

在黎澍看来，如果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似乎所有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显然与事实不符。研究政治史、军事史、教育史、艺术史、宗教史等，是不能离开帝王将相和剥削阶级的上层历史人物的活动的。他们高明的或愚蠢的决策，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行动，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等等，在不同的领域内，不同的历史人物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所以不能说所有历史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事实上，在历史上劳动群众是作为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者而活动的，他们总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只有大规模反抗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涨的时候，劳动群众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黎澍的这种看法显然有助于对历史上统治阶级中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的公正性。
由于逐步克服了以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人物的唯一主线的缺陷，新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如关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物的研究，人们已不再用僵化的理论一味地颂扬，而是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肯定太平天国革命性的同时，也看到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对于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人们不再把它归之于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是钻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或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方面来加以分析，阐明了由于太平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着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内讧。对于石达开、李秀成，也不再简单地扣上叛徒的帽子了事，而是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分析。
“文革”之后十几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主要特色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许多过去不被人们注意和研究的历史人物，在这十几年内都开始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如对鸦片战争前后历史人物的研究，过去几乎一直局限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少数人，而在这十几年间，研究者的视野已开始注意到姚莹、道光皇帝、琦善等人的活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评价在这些年也开始有所变化，对刘永福、刘铭传、刘步蟾、丁汝昌等人开始出现颇有新意的研究。至80年代中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乃至林纾、辜鸿铭、梁漱溟、熊十力、周作人等，都有专人从事研究，并逐步得出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许多学者提出要在承认他确有“误国”之处的同时，充分肯定他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注：《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对其他洋务派历史人物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并且都承认和肯定了他们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比较有影响的有夏东元的《盛宣怀传》、《郑观应传》，汪敬虞的《唐廷枢研究》等等。
对于胡适，学者们在充分估计他思想与贡献之不足的同时，更注意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贡献。先后出版的几部胡适传记，尤其是耿云志的胡适研究成果，基本上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实际地位勾勒出来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胡适在开辟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来龙去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对普及和提高中国现代学术水平的过程中，实在贡献多多，不愧为“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一代巨匠。当然，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的弱点，即软弱性和妥协性。他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政治问题上，总是采取温和的态度，他一生我行我素，不赶时髦，甘当不识时务的落伍者。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最遭物议，也最使人失望。他那种不分是非的和平主义思想，越到后来，越远离人民大众，终于从杜威走向蒋介石，最终被革命洪流所淹没。这是胡适一生中的悲剧。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胡适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无是处。他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主张思想自由和教育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胡适难能可贵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