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7)

对于中共党史人物，90年代比较严肃的研究成果依然很多，但由于某种原因，关于毛泽东及其他领袖人物的研究也多少出现一些反复，甚至有一味歌颂和神化的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热”的兴起。这次毛泽东热虽然在研究层面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复，但在社会生活层面却表现得相当明显。
至于陈独秀的研究，一直是吸引众多学者的题目之一。学者们不仅充分肯定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的积极贡献，而且对他晚年的若干错误，特别是他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投降主义问题、“托派”问题及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与辨析。（注：参见唐宝林《把陈独秀当作正面历史人物来写——参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修改稿（大革命部分）讨论会侧记》，《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6期，1999年5月。）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思考的时代，那么到了90年代，确实如某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已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这一学术转轨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方面也有所体现，此前学术界津津乐道的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思想家类型的历史人物，已被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吴宓、钱钟书等“国学大师”所取代。于是乎连严复、蔡元培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度极为反感而倾慕西学的思想先驱，也不幸而成为“国学大师”。
与这些“国学大师”的情况不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起过巨大的启蒙作用，其思想转变和成员分化也在20世纪中国政治斗争中起过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腐败和不得人心，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向激进主义方向转变。如何看待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问题，人们几乎一致认定这种转变的进步意义。现在也有学者对这种转变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转变是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浪漫主义激情，因为当他们躲进小楼从事象牙塔里的学问时，他们是清醒的，是理性的，但是当他们走出小楼，投身政治的时候，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喷薄而出的激情，其选择的失误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踞于象牙之塔的超然的、无感情色彩的“智者”，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介入现实的政治，因为他们一旦放弃自己的专业而从事现实的政治斗争，他们便自然失去“智者”的尊严和高明，而沦为芸芸众生般的平庸。“自由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普世性的分析，通常是从‘普通的人性’或‘一般的文明发展’来分析问题，但新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却要在这普遍的人性或文明的进化中，发现权力的统治关系，找到谁是压迫者或被压迫者。”（注：艾之：《“智者的尊严”还是聪明的遁词》，1999年2月3日《科学时报》。）
如果说赞扬文化保守主义还只是一个比较纯正的学术问题的话，那么最近若干年里出现的对周作人、汪精卫等人的研究动向，则似应看作研究过程中的一种逆流。
应该说，在短短的20年间，周作人研究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除了资料的建设外，更有不少有价值的专著，对周作人的社会思想、文艺理论、创作成就、翻译成就等等的研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与成就。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甚至有些著作不惜曲解事实，为周作人进行根本不必要的翻案。其主要问题有：
第一，抬周贬鲁，评价失衡，甚至不惜拿鲁迅充当“祭旗的牺牲”。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散文闲适、淡雅，没有人间烟火气，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是散文中的上品。与周作人比较，鲁迅的散文则显得太直率，太直面人生，火药味也未免显得太浓，只能算散文中的中品或下品。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比鲁迅高明，鲁迅只知道“为人生”、“揭出病苦”，太“普罗”气，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才真正表现出更广泛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就翻译成就而论，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作人的翻译成就比鲁迅大得多。在谈到周、鲁的历史地位时，也有研究者认为，就总体而言，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要远比鲁迅高得多。

第二，肆意美化，大肆炒作，而不许别人说出不同意见。比如“二周失和”，有的论著貌似公允，大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实际上在字里行间却已经断案，那就是用所谓弗罗伊德的性心理学知识，暗示鲁迅对其弟媳羽太信子不无垂涎，结果周作人的“醋坛子”便被打破了。
在谈到周作人为什么当汉奸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时，有的研究者不顾历史事实，曲意辩解，“有说迫不得已的，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更可笑的是，有的研究者竟然说，周作人即使当汉奸后，依然是一个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而且即使他不当汉奸，也会有别人去当。与其让别人当，还不如让周作人当了。显然，这些论点已有失学者的基本理性，是一种过分明显的汉奸理论，其学术上的意义与价值几乎可以不提。
近十年来，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日本的“侵略有理”论以及与之相呼应“汉奸有理”论对中国学术界的渗透与影响。某些“学者”公然为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与卖国实践翻案，为汪记“曲线救国”论招魂。他们甚至提出要重估汪伪政权的历史功过，要彻底摆脱国共两党原来对汪伪政权的观点，声称“汪记南京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的补充，它代表了广大“灰色地带”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日本法西斯的利益。与此同时，一些歪曲历史，美化汪精卫、陈璧君、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的文章也纷纷出笼。（注：《周作人研究中的偏见与陷阱》，1999年4月14日《科学时报》。）
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背景极为复杂，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亲属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所在地政府或团体的介入，使历史人物研究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许多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成为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许多本不该翻案的问题也重新翻案，使问题越来越繁杂。方伯谦、严复等人的研究都存在这些问题。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后人和所在地的政府或团体希望对这些历史人物评价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一些纪念性的讨论会多说好话，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科学，如果历史学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就只能沦为一种“史学广告”，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那确实是学术的堕落。
至于某些研究者，由于知识背景和能力的限制，无法从宏观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实际地位，而是过多地介入感情，甚至可以说，许多研究者研究谁，就爱上谁，不仅自己不能从被研究者的身上疏离出来，而且有些过分武断者甚至不许别人对他的研究对象说一个不字。
上述背景与原因还使90年代以来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出现一些过分翻案的倾向，使原本可以接受的结论变成不定的问题。如果说新时期的前十年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还带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的话，那么最近十年的一些翻案文章，则更多地带有搅浑水的意味，带有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的意思。原来说是白的，他偏说成黑的。以否定之否定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创新的捷径。凡此，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工作者所应该注意和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