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2)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际评价，都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只是到了“文革”十年，才完全走上了以政治为中心，与学术全然无关的歧途。
二、从拨乱反正到初步繁荣
1976年“文革”结束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的束缚，开始纠正形而上学和教条化、简单化的偏向，力求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人物，学术空气日趋活跃，研究工作不断有新的进展，成果也开始增多。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指南。因此，史学界在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同时，迅即在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问题上再次展开争鸣。
鉴于“文革”的教训，史学界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进行了反思，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属性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但以往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往往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倾向，更多地是用贴阶级标签的简单办法代替具体而深入的阶级分析，其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一是把历史人物的阶级性与历史性的分析对立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以瑜掩瑕”或“以瑕掩瑜”的现象，从而把历史人物的评价推向两个极端；二是把阶级分析简单化，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中间阶层、集团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的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在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有的研究者主张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不仅要注意分析他们成长的时代和各种政治条件，研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所做的大事，而且还应当注意运用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是有意义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的理论等等，来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个人性格、威信、心理、个人素质等等。因为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格这一个别原因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个人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局部地改变历史发展的面目。（注：史苏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五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有的研究者指出，应当具体地剖析历史人物个人生活特点和品质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这是因为，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可以对历史进程发生重大的作用；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能力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他们的威望在历史进程中也会起到某些微妙的作用；甚至历史人物的年龄变化、心理特征，以及其他诸如疾病等因素也都可能成为改变历史某个面貌的某些因素。（注：余志森：《研究历史人物不可忽视各人特点》，1984年10月15日《文汇报》。）有的研究者说得更明白，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一个人的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注：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有的学者提出研究历史人物应当重视历史人物发展成长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是笼统地谈论历史人物有几分好、几分坏，而应就历史人物一生大节，根据其历史活动的不同性质，分为不同阶段，结合该人所处的历史大势及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等，逐段去评论其功过是非。（注：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多么伟大，其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都应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历史人物，就应当把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注：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的中国历史学界，在谈到历史的动力问题时，基本上都遵循斯大林的说法，以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到了80年代初期，黎澍对这种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提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显然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且每次强调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历史”。在黎澍看来，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由，无非是说“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另一个理由是“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根据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艺术的源泉。黎澍认为，前一说不确切，后一说依然根据不足，逻辑也成问题。这样论证实际是把源泉看作创造，代替精神财富的创造。从而否定了一切高级的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文艺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