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古今历史人物(一)

毛泽东点评古今历史人物(一) (2010-02-01 16: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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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光力正风俗传教后世

    严光，字子陵，西汉末年名士，浙江余姚人。据《后汉书•逸民列传•严光传》载，严光少有高名，曾与刘秀同窗。刘秀即位后，严光隐姓埋名，避至他乡。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其形貌寻访。严光被找到后，刘秀接他到京都洛阳，并授予其谏议大夫一职，严光不从。后严光归隐富春山耕读垂钓，终身不仕。严光的淡泊名利，为历代所推崇。北宋名臣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一文中对严光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语，更使严光以高风亮节名闻后世。

    熟谙历史的毛泽东，对严光有过多次评论。大家比较熟悉的毛泽东谈及严光的故事，源于毛泽东在一首七律中的用典。1949年3月，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称自己欲退居家乡的分湖。诗中写道：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意思是说：等南征的捷报传来，我便像严光隐居子陵滩一样，回到家乡分湖养老去了。一个月后，柳亚子收到毛泽东劝其从长计议，打消回家养老念头的和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其中写道：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意思是你不要以为北京昆明湖里的水浅，在这里观鱼要比在富春江好。毛泽东写诗，善借古喻今、抒情言志、阐明事理。在这首诗中，毛泽东以富春江对子陵滩，通过用典，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劝告柳亚子不要像严光那样归隐起来，而应继续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其涵义自是悠远。

    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注意到了严光，并对他的行为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班学习期间，毛泽东曾留下一本名为《讲堂录》的读书笔记，其中记述了严光的事迹，并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毛泽东认为：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王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自东汉以后，世人对严光不仕光武帝之事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范仲淹将其视为景仰的楷模；而朱元璋却将严光视为罪之大者，认为他只求个人安逸、不为天下苍生造福，根本无德可言；王安石则留有迹似磻溪应有待，世无西伯可能留的诗句，将严光隐居理解为怀才不遇后的无奈选择；也有论者将严光视为沽名钓誉之徒，如清朝有诗批评严光：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

    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严光的形象却与上述诸论颇不相同。

    其一，毛泽东认为严光是一个颇具远见卓识的人。他提出过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指要领绝的治国主张。严光的这句话虽然是在给侯霸的信中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是写给光武帝刘秀看的。经过多年的战乱，东汉建立之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严光提出了怀仁辅义的休养生息方略以供刘秀参鉴。应该说，刘秀是接受了他的这个意见，也认为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经过推行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最终开创了所谓光武中兴之世。

    其二，在毛泽东看来，严光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的主张也是重要的。严光是一个在当时能正风俗的人。他功成不居的风节，可以起到影响当时与后世的作用。

    其三，毛泽东认为严光还具有不屈于帝王的抗争精神。严光没有依从刘秀的意旨，坚决不出来做官。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在毛泽东看来，严光与刘秀之间虽然不存在真理在谁手里的冲突，但是在那个专制时代，严光不屈于上的勇气，在封建士大夫之中确是高尚不可及哉。

    当然，在青年毛泽东眼里，严光也并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历史人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曾经因为如何评价严光的问题，与同学萧瑜发生过争论。当时，萧瑜写了一篇名为《评〈严先生祠堂记〉》的文章，对范仲淹的这一名篇表示异议。萧瑜认为，光武帝请自己的朋友帮忙处理繁杂政务，未必是求贤若渴；严光拜访光武帝并与其同床共眠，表明其爱慕虚荣。毛泽东不同意萧瑜的这种见解。不过，毛泽东对严光坚辞不仕的态度却不以为然，认为严光应当如同早他200年的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出任光武帝的辅相。为此，两人争论了一个晚上。毛泽东这一观点的形成，绝非一时有感而发。毛泽东认为古代贤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还有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对于这三类人，毛泽东都是加以肯定和推崇的，然而他认为更可贵更可佩的是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人。严光虽然能够正风俗，然而却没有出来办事，不能不令人憾然。

    总之，毛泽东认为，能传教而不能办事的严光虽值得推崇却并非尽善尽美，而既能办事又能传教之人才是最值得推崇的。毛泽东是千古少有的历史伟人，他的这一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颇也值得人们深思。

    神人孔明还不够聪明

    毛泽东在召开会议时喜欢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方面说明他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另一方面说明他非常重视集体的智慧。
　　在那个人们对诸葛亮敬若神灵的时代，毛泽东能将诸葛亮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体现了一位军事家足够的智慧。当人们感叹诸葛亮“得其主，不得其时”，并且纷纷为诸葛亮的失败寻找借口的时候，毛泽东心中已经非常明白：诸葛亮之败怨不得天时，怨只怨诸葛亮自己还不够聪明。
　　在分析诸葛亮的失败原因时，毛泽东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诱惑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却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在于“隆中对”。
　　毛泽东所说“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这“三分兵力”依次展开，前两次分兵都失败得很惨，导致蜀汉元气大伤，而诸葛亮的北伐本钱也便所剩无几。所以，毛泽东叹道：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借用“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巧借东风”、“华容道”等故事情节，使得诸葛亮几乎成了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而实际上，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应该非周瑜莫属。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4页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把赤壁之战定义为“吴魏赤壁之战”，说明他并不认为刘备、诸葛亮对赤壁之战有多大贡献。  `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时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他认为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是周瑜，而并非诸葛亮。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督军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节度，举动失宜，结果被曹魏大将张颌所破，导致街亭这一重要关口失陷敌军之手。诸葛亮不得不败退汉中，演出一幕“挥泪斩马谡”的悲剧。
    历代评书、戏剧在表现“失街亭”事件时，都把重点放在马谡如何违背调度，以及诸葛亮如何执法严明之上。毛泽东对此则有独到的见解，他评论到：“初战亮宜亲自临阵。”在毛泽东看来，街亭能否固守，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如此重大的任务怎能交给一个没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去执行？而且即使派人去防守街亭，也应该不断派军去增援，假如街亭危急，甚至诸葛亮本人也应该前去亲自指挥，与敌军展开大决战。
　　尽管在传统戏剧和小说中曹操一直是个“反派人物”，但毛泽东对曹操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毛泽东曾说过，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
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曹操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有一次，毛泽东听到自己的随行医生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他马上反驳说：“屁话！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非常喜欢曹操的诗，他认为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和他的子女们谈话时，他也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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