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古今历史人物(一)(5)

回头看毛泽东对马周上疏的评点。那是贞观六年给唐太宗的一封奏折。该奏折不粉饰太平，直言各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痛陈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后果就是在贞观之治下，依然“百姓未安”，“自五六年来，百姓咸有怨言”。马周总结历史提出治国原则：“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此段话语之上方画了三个大圈，又特意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边上逐字加双圆套圈。政治，仍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悟性，令马周文章远逾一般书生气十足的应试策论而臻“第一奇文”！毛泽东赞赏的是出身卑贱的马周深谙社会病症，且能准确地提供矫正之道。

矫正之道，即治国之道。不制止上层骄奢淫逸、底层困顿愁苦的社会趋势，何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临天下者，以人为本。”往事越千年，但在毛泽东眼里，马周于奏折中归纳出的这条治国原则不会过时。古今中外有各自的特殊社会规律，然而其间又有一脉相承的普遍运作规律。记得点点在记述父亲罗瑞卿生平的《非凡的年代》中，如此描绘毛泽东警惕新生政权的安危——“确实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雄鹰，昼夜不息地用一双锐利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同时，必然的，这头雄鹰更需要从全局视野关注共和国的安危。作为一个来自南方农村的革命领袖，“汗滴禾下土”的共同经历使他与农民及下层劳动者保持着一种天然联系，懂得他们对于“平均”基本生存权有着与生俱来的渴望，懂得他们的艰难程度和忍耐限度。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终结果就是“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轮到社会对抗，神州板荡了。只有否定阶级对立的旧制度，奠定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相对缩小，连多数底层劳动者也开始拥有基本福利的局面，才有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

前无古人的探索难免留下遗憾。否定旧世界，岂可忽略拿来主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始，一股风自上吹来，急欲在分配领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批判“八级工资制”，片面追求“划等号”，真叫过犹不及，欲速不达。“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作者又何从获得足够动力？平均主义行之既久，遂使当时中国迟迟难摆脱平均贫穷亦即普遍贫穷。改革开放，当然要纠正毛泽东后期之误，要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包括承认基于合法竞争而来的个人收入差别。于是以1978年为轮轴，人们可以观照到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之间呈现的综合国力大跨越、民众生活大提高，及巨变赖以支撑的利益激励机制。

有意思的是，新世纪新阶段，仍然值得重温毛泽东生前的读书心得。不是吗？改革开放促成中华盛世，但迅捷发展中仍有一系列待解的问题，社会分配的公正性即其一。一个时期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005年的比重较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成果向某些群体和部门过度倾斜，而某些地方大员又未藉此财力推动公共服务建设，影响了职工积极性，竟至出现“民工荒”。真须请某些官员读一读——在介绍隋朝库廪充盈、炀帝大兴土木终致改朝换代之后，马周希望唐太宗注意：“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逐字加了旁圈。不着一字，意味深长。

是啊，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又是执政基础。古代前贤尚且懂得安天下必先存百姓的道理，我们怎么可以容忍挥霍民脂民膏打造“政绩工程”？又怎么可以听任社会收入差距无限扩大，基尼系数红灯闪烁？社会公正要求持续贯彻改革开放的普遍受惠原则，要求确保社会成员体面生活的尊严底线。须知“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竟是亚里士多德认定的“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

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梁鸿

翻阅毛泽东对古今人物的评价，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那些具有铮铮硬骨的人总是称赞有加。如他认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体现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他对鲁迅的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1958年，毛泽东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汉。在武昌，他动情地回忆起黄梅的革命烈士雅声：

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讲所工作时，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谈革命和将来，谈诗词也很投机。我们交换过各自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范叔一寒何至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了诗人在当时白色恐怖中的硬骨头精神。

这里，毛泽东在借用典故来称赞革命烈士雅声的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历史人物范叔、梁鸿的推崇。雅声诗中所说的范叔，是战国时期魏国人范雎，“一寒如此”这个成语就是因他而来。据《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一次范睢跟随魏国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几个月也没有完成任务。齐襄王很佩服范睢的口才，送给范睢十斤黄金和酒，范睢没有接受。须贾知道后以为范睢出卖了魏国，回国后告诉了魏国宰相，将范睢打断了肋骨、打落了牙齿。范睢装死，被扔进厕所，在朋友的帮助下，范睢逃到了秦国，改名为张禄，作了秦国宰相。后来魏国听说秦国要攻打魏国，派须贾出使秦国讲和。晚上范睢穿着身旧衣服来见须贾。须贾见了范睢，很吃惊他还活着，又见他如此穷困，便说：“范叔一寒如此哉！”不过须贾还是可怜范睢，取出一件丝绸袍子送给他。后来到了秦相府，须贾才知道张禄就是范睢，赶快下拜请求范睢的原谅。范睢念在赐袍的份上，原谅了他。另一个人物梁鸿，是东汉初期经学家、文学家，一生不仕，本为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因作《五噫歌》讽刺统治者的奢侈，使汉章帝甚为不满，遂改名换姓，隐居南方(今江苏常熟、武进一带)，替人舂米为生，虽然穷困潦倒，但人穷志不穷。据《东汉观记·梁鸿传》载，梁鸿少孤家贫却很有主见，有骨气：“(鸿)常独坐止，不与人同食。此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大意是说，有骨气的梁鸿不沾别人的便宜，即便是做饭，也不趁别人的热锅省柴，而要自己重新燃火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