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点评古今历史人物(一)(3)
要务虚且善于务虚，前提是深知务虚之用，自身还得有丰富深厚的素养。李世民自贞观以来，手不释卷，这使他的学识更为丰厚。也正因为如此，他同文学馆和弘文馆的学士以及大臣们，才有很多的话题去务，并且能务出不少为政之道的东西来。
在政治和哲学思想方面，李世民著有《帝范》之书，和文臣们的对话被人辑为《贞观政要》，都是成体系的论政要籍。后者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储君们必读课目，连日本皇室也将其列为从政必览之作。李世民除以儒学治世外，还很推崇老子和道家，高度评价崇尚黄老之学的汉文帝。同时，他也支持高僧玄奘翻译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并亲自为慈恩寺书写了碑文。
作为马上打天下的君主，李世民武略之高自不待言。有一本传世的《唐李问对》，便是他同大将军李靖讨论兵法的理论著作，被宋人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毛泽东对李世民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在军事理论上的建树，也推崇有加。他在冯梦龙的《智囊》里读到李世民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诸语时，随即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李世民论史用史，在历代君主中最为有名。他经常和文学馆学士虞世南一起读历史典籍，和文臣们讨论前言往行，实际上都是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多从读史、论史中引出。他还在中书省内设置秘书内省，组织人力专门编写南朝梁、陈，北朝齐、周和隋五个朝代的史书以及《晋书》和《南史》、《北史》，并下诏让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岑文本、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药、李延寿等一干重臣负责修撰。李世民自己还执笔为《晋书》撰写了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的纪论，和文学家陆机、书法家王羲之的传论。
在文学艺术方面，李世民喜欢写诗，常与文臣唱和。咏兰花，他以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喻芳兰之香与君子之德相配才算谐和。赠大臣，他以疾风知草劲，板荡识诚臣，表达对诚臣的渴求和称赞。这些，也算是他的名句。一次，李世民偶然从太子那里读到李百药规讽太子的一篇辞赋，立刻让人传话给李，说写得好，以后要继续这样做。他喜欢书法，尤好王羲之，传说去世时还嘱以王羲之的《兰亭序》陪葬。在音乐舞蹈方面，也颇有兴趣，曾根据早年打仗时军中传奏的乐曲《秦王破阵乐》，让魏征填词；又亲自画出《破阵舞图》，让音乐家吕才按图教128个人执戈戟而舞，史书中称其舞和音乐是发扬蹈厉，声韵慷慨。
李世民的务虚，和在他治下出现的贞观之治有什么关系呢？大致可理出三个方面。
第一，李世民和文臣们的务虚，最终目的是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讨论以求其是，博学以成其道，务虚以为其用，遂使贞观年间的政风民风，良可足观。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自觉探讨、总结执政规律和领导艺术，并能够运用其务虚所得的大政治家。这也是贞观年间特别是贞观前中期的政策失误相对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通过务虚总结的一些经验，对后来的当政者，不乏其借鉴和启示意义。其中，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愿为良臣，勿为忠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上畏苍天监视，下畏群臣仰望；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安不忘危，理不忘乱；崇虚名而受实祸；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草创难，守成更难；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等等，千百年来，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政治格言。
第二，通过励精图治所成就的贞观之治，一个重要特点是拥有遍及域外远国的广泛政治文化影响。李世民很注重汉文帝的经验，强调去奢守俭，积德累业以固国本。在即位之初，有人建议他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时，他却采纳魏征主张，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还宣布自己要对所有的少数民族爱之如一。循此政策，大大促进了同周边部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如前所述，唐初在文化建设上更是成就多多，当时便有文过古的说法。后人所称的盛唐气象，便始于斯时。李世民本人被域外远国称为天可汗，用今天的话来说算是国际领袖，而唐所辖之域在当时被称为中土大唐，后人也曾写诗说，一半胡风似汉家。凡此等等，均见其政治文化影响之广泛。
第三，李世民经常和文臣们讨论学问时事，在其干部集团中形成一种善于思考天下大事，勇于进谏规讽的浓厚风气，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是形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同李世民一道务虚的学士们，大都成为深谙政治的政治家。他曾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而房玄龄则主修过《晋书》，还是晓畅军机、长期执掌兵权的宰辅。这些人才追随李世民，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乃至武则天和唐玄宗两朝，都曾仿效李世民重建过十八学士这样的干部团队。对于唐初的人才辈出、济济多士，毛泽东也甚为称赏。他读《旧唐书》和《新唐书》，常常写下列传所记文臣武将的名字。例如，在《旧唐书》卷六十三至六十四的封面上写了封德彝、萧瑀等10人，在《新唐书》卷九十四至九十八的封面上又写了侯君集、马周等20人，在《新唐书》卷八十八至九十三的封面上写了李靖、李勣等28人。每次书写这些名臣的名字，大概是为了增加对这个盛极一时的干部集团的记忆。有时候，毛泽东还特意在这些人名后面注明其才学特征，诸如：姚思廉（历史家），令狐德棻（历史家），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钟绍京，书法家，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等等。
务虚作为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一种，毛泽东始终是着力提倡并善于运用的。诸如，他经常要求领导干部读哲学、读历史、读文学，读了好的篇章，就推荐给其他人，共同欣赏，甚至经常开列一些书目，供领导干部学习。同一些领导干部聊天，也常常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会议上，也往往作古今中外的漫谈。1958年1月，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说到：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这年11月，毛泽东又专门给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写信，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因此，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所谓冷一下，就是务虚。这年3月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对务虚的问题作了专门阐述。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