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礼部侍郎李百药在朝廷讨论封建诸侯的时候,写了篇《封建论》呈给唐太宗李世民。这篇文章关于封建诸侯的观点似乎已被人遗忘,但其中说的李世民执政治世之道却被毛泽东注意到了。李百药说: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晚上同人高谈经典文事。毛泽东在《旧唐书•李百药传》所记这段话旁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药概括的李世民这四个特点,是说他的决策风格和他每天的几大主要工作安排。毛泽东以工作方法称之,自是政治家读史的旨趣所在。在李世民的这四种工作方法中,后两种显然属于务虚之举,似乎格外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从这里也反映出他在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考虑和特点。
关于李世民的后两种工作方法,李百药的原文是: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显然,此两举都不是直接处理具体的或紧要的政务,多半属于务虚性质的讨论和闲谈,时间均在上午罢朝之后和傍晚夕阳西斜之后。讨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备尽肝膈,足见相互畅谈的坦诚气氛;和文人们高谈典籍诗文,中间还插说些抽象的玄言,就更是自由自在的务虚之举了。
为了能够经常进行这种务虚,李世民还从体制上做了设计。在任天策上将军时,他便在天策府开设文学馆,广招天下学士18人入馆,号称十八学士。这些人都是些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的大知识分子。根据他们的特长,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以诗文写作著称于世者,如虞世南、褚亮等;一是以经史学问名重当时者,如孔颖达、陆德明等;一是知识渊博且善于治道的人,如房玄龄、杜如晦等。有个成语叫房谋杜断,即指此二人。一个多谋,一个善断。李世民让这些学士,每天值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可见依侍之重,为士子向往。人们都知道李世民曾让人画24位功臣之像悬挂于凌烟阁内供人瞻仰,殊不知他也曾让人为十八学士画像,辑成《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之书府。画像的时候,文学馆学士薛收已经去世,李世民还泣叹着说:恨不早图其像。李世民即位当年,曾搜集20多万卷书置于弘文殿,并在弘文殿旁设置弘文馆,精选才学渊博之人充任弘文馆学士,仍然是让他们分班值夜,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李百药说他们的讨论达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可见李世民对务虚何其看重,兴味是何等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