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诗歌印象：新媒时代的诗文艺与诗营销

2016年中国诗歌印象

新媒时代的诗文艺与诗营销

赵卫峰/覃才

　　以微信为主角的新媒体进一步推动了诗歌的大众化与价值凸显。2016年，“手机-微信-诗歌”的合体及随身，使诗歌作为大众精神的需求品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到。显态蓬勃的诗坛又杂草丛生，作为“内部或阶段式的热闹”的各种会议、活动与诗歌出版物的相对“高冷”反差明显。

　　在诗歌网络时空的惯性变动中，虽然以民谣和诗电影为代表的“诗文艺”创造出了“诗与远方”的虚拟美景，但在浮躁与张扬的网络风气之下，诗歌显著的营销作为和优质诗文本稀疏仍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诗与远方 

　　覃才→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诗与远方”仿佛美好的想象通过音乐人及微信与民谣的传播作用，让“诗歌”作为一种通俗性概念广泛地进入大众精神生活。民谣与诗电影这两股潮流把诗歌艺术推向一个“诗文艺”发展的新维度，这可以算多年来诗歌艺术创新与大众化探索意想不到的一次收获？

　　这一年，诗人翟永明、韩东等在成都成立“十诗人电影公司”，道辉诗电影《蝴蝶和怀孕的子弹》福建开拍，诗电影《我的诗篇》《路边野餐》上映，这些倾向明确、艺术姿态鲜明的“诗与电影”之合力，推动了“诗文艺” 的发展。作为一种声音的艺术，民谣在竭力吸收与转化诗的可弹可唱部分，民谣歌手在传送“歌”的同时也呈现出了“诗”的声音。诗人、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引发众议，但至少从文本的角度直接地说明了“民谣其实是诗”？

　　“诗与远方”的大众意愿、诗电影的图像、民谣的声音三方面构成的“诗文艺”兴起促进了诗歌的大众化。不管是大众的诗意愿，还是诗电影和民谣的兴起，它们本质上是建立在对诗歌的运用与转化需求上的。基于这点，我们也应思考，当下的诗歌写作是否能够支撑“诗文艺”下一阶段的探索与创新？新的“诗文艺”形式是否马上就会到来？这些答案最终仍会落实到具体的诗歌上，但新诗，真的准备好了？

　　赵卫峰→　如果在汪国真席慕容时代就与网络传播遭遇，如果胡适郭沫若在世之时就有手机及微信，那又将是何种的“诗文艺”？我理解“诗文艺”时代的升温式出现，但并不认为它能促进或改变处于徘徊状态已久的当代诗歌写作的质变。

　　为什么不可以认为是电影及图像、民谣及音乐、戏剧带动了“诗歌”，而非诗歌为主导呢？我也理解你作为诗歌中人，主观上是为诗歌说话的，但事实上对于大众，在意的更多是图像与声音效果，以及现场综合效果，而所谓诗在其中——事实上就广义的“诗意”与“诗性”在起作用，而不是诗人们及他们创作的诗歌在起作用。

　　各种文体、文艺形式的碰撞交叉是必然和自然的。这多少也体现某种轮回：两周及唐宋时期，诗与歌不也是并肩合力的？不也是娱乐场所的佐料吗？“元曲”更是这种诗入大众生活“实用”的结果。那么，泛诗状态的普及或说“诗文艺”的下一个阶段，该是何种更别致的卡拉OK呢？

新诗百年

　　覃才→　作为新诗发展的首个百年节点（1916-2016），各种因素决定了2016年是新诗的一个总结与回顾之年。各类诗歌机构、群体及个人，出于不同目标与原因、以各种形式开展了关于“新诗百年”的多种活动，编辑出版了一批相关出版物。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江苏省作协合办、《扬子江》诗刊承办的“中国新诗百年论坛”系列活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拉萨、南宁等地举办“论坛”16场，围绕新诗百年进行总结与回顾。深圳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3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诗歌学会编撰《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等等。

　　关于新诗百年的总结与回顾，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会议与活动，也不管是什么类别的形式与规模，最终的结果应是诗人与文本。二十一世纪以来，在以网站、论坛、微博、微信等为背景的网络写作生态下，新诗数量、体量可谓庞大。相对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萌生期与八十年代的黄金期，如今，它面对新媒体时代面对大众的需求，其实更需要诗以“自证”其身。当下我们谈论新诗百年，是希望新诗百年的历史能够发挥出更积极与更重要的意义，而不是一味的消费“新诗百年”这个历史的概念。

　　赵卫峰→　当众人都可随意消费“新诗百年”并以此为乐时，这似乎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但，又什么不可以绕过的呢？诗歌史由人造人写，它是费心耗力的有价项目，同时又必然是充满议论与存在漏洞的，这样的结果也是诗歌史应该的。这么多年，各类中小学及大学语文教科书不断更新补充，正体现这个应该。正如诗歌本身——诗歌史理应是一种折腾史。

　　或许，新诗百年，最重要或有革命性变化的，是头尾各自的十余年？前者是引进引起的反应，它可谓诗歌思维的更新，但属于“少数人”的事情。后者则是传播手段的更新，诗歌相对地成为了多数人的事情：诗歌网民或大众的业余事业抑或情感玩意，大众性传媒的噱头及内容，文学报刊的衣食，好事者与商人的菜钵。

　　“现代诗或新诗100年了，它带来的已经不仅是语言的变化和形式的自由，更在于它更新并强化了处理现代经验世界的能力（耿占春）”，而时代与社会始终在行进，经验不断在变化，新诗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永不会终止。

微信•类型写作

　　覃才→　微信是新媒体的主导形式，在传播诗歌价值与促进诗歌出版方面，它让诗局部表现出多样性的成功。据悉《诗刊》微信公众号订阅量30万，对刊物形象建设与诗歌传播的意义不言而喻。出版方面，比如广西自主出版物《自行车》通过微信平台发起众筹以编辑出版《自行车25年选》，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提前完成3万元众筹目标，众筹方式的运用还包括个人诗人出版，为诗人解决生活问题等，这是新媒体时期才有诗歌出版现象。

　　对于青年诗人群体来说，微信提供了更好的写作氛围与出版机会。由北鱼、卢山等创建的诗青年微信公众号，成为80后90后青年诗人重要的交流平台，平台发起的“青年诗人成长陪跑计划”公益行动，将为19位青年诗人免费出版5本个人诗集和1本合集。

　　赵卫峰→　诗歌的微信时代这一年仍持续在适应与反适应的动态存在中。可以说所有的诗歌微信平台都是必须的合理的，又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而诗人与微信的关系，则因人而异。几乎每个诗人如今都是诗歌微信的当事人，滋味如何，各有体会。无论如何，微信只是一种社交性工具，如果在诗歌及诗人交流过程中，它变得异常重要，那定是诗歌的不幸。“一个满脑子官僚或者商人思维的人，真的不可能期待他突发奇想，冒出诗的神思，无论他如何附庸风雅（李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