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解决婆媳关系的的原则是:首先,婆媳相互尊重和谅解,双方都要承认对方有独立的人格和经济地位,养成民主家风,互不干涉隐私。其次,婆媳之间尽量避免争吵,不要传播矛盾。其三,物质孝敬与情感交流相结合,在中国养老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媳妇要和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其四要发挥儿子的中介作用,儿子作为双方关系的中介点,儿子要学会帮助婆媳进行心理沟通,婆媳之间出现矛盾,儿子可要起疏导作用;其五要促进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因为家庭规模越小型化,家庭中的代际层次越少,家庭关系便越简单化,家庭中的民主氛围也越浓厚。相反,家庭规模越大,代际层次越多,则家庭关系越复杂。[29] 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发生了裂变,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核心化,核心家庭成为现代家庭模式的潮流,这种潮流对解决婆媳关系有很大帮助。
(四)家庭社会学的处理原则和策略建议
新世纪以来,许多社会学者针对婆媳矛盾提出了解决的原则和策略,比如唐重振通过农村婆媳关系变化的制度分析认为,为了寻找新时代的农村婆媳关系平衡点,进而化解紧张的婆媳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议重塑传统“孝”文化, 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的传统美德;基层政府应大力宣传尊婆爱媳的典型, 在农村形成良好的尊婆爱媳风气;建立农村婆媳纠纷调解机制, 使婆媳的矛盾解决在初发状态[30]。刘彩玲、李桂梅认为,如果我们把关怀伦理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现代家庭婆媳关系矛盾的解决, 那么婆媳关系理所当然是关怀者(主体) 与被关怀者(对象) 的关系。在实施关怀的过程中婆婆关怀了媳妇, 媳妇应该感受到了婆婆的关怀, 同时媳妇承认婆婆关怀了她; 或者媳妇关怀了婆婆, 婆婆应该感受到了媳妇的关怀,同时婆婆承认媳妇关怀了她。只有凝聚了婆媳双方的爱的联合, 才能使家庭团结一致, 才能达到家庭思想的统一。也只有在这种前提下, 婆媳间的个性差异、能力差异、智慧差异、知识差异等这些表面的现象才会显得微不足道。构建以爱为前提的经济关怀、物质关怀、精神关怀和人格关怀, 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处理好婆媳关系的目标[31]。林世芳则在《社会学新问题:婆媳不和现象》中根据理论实践分析提出,首先是媳妇进门婆婆交权,其次是如果水火不容,最好分居,另外就是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32]。
三、婆媳关系问题理论的整合和解决问题的对策设计
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笔者试图寻找西方社会处理婆媳关系问题的策略,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有些出国的中国媳妇总是赞扬西方婆婆多好,认为西方社会并不有太多婆媳关系,倒是听有国外朋友谈起过丈母娘和女婿的关系挺难相处,不过也是很少的比例,西方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相对独立,一般成年子女结婚后,父母对子女小家庭的内部事物干涉很少,而且父母一般自己有养老金,不需要子女赡养,这样父母子女之间相互尊重,友好往来,有事儿互相帮帮忙,反而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情谊[33]。有的海外学者通过自己的体会,总结了美国婆媳关系处理的原则。婆婆原则是绝对不干涉儿子找对象;绝对不干涉儿子和媳妇未来的生活。媳妇原则是绝对不指望结婚的时候从婆家得到一分钱;搬家,买房,装修,绝对不指望婆家任何帮助[34]。
但令人惊奇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研究者特里·阿普特,积累过去20年的研究,在倾听了163个人的婆媳故事后,写成《你要从我这得到什么?》,2009年7月将在美国上市。这本书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婆媳关系远比岳母和女婿的关系紧张。书中写道,60%的受访女性认为,与婆婆的矛盾让她们长期感到有压力;仅有15%的男性抱怨说,岳母让他们很头疼——先不管他们是不是在插科打诨。而婆媳争论的焦点则是育儿和做家务的方式[35]。2007年以来大陆电视台播放的令人烦恼的韩剧则充分说明国外的婆媳关系问题决不亚于中国。至于印度的婆婆媳妇关系则因嫁妆问题而不得不制定《反嫁妆法》,结果又造成新的问题,不得不再次修改[36]。日本为了解决婆媳关系问题还举办婆媳学校,很有特色。《日本新华侨报》报道,中国媳妇出嫁日本,不仅文化差异难以适应,心理适应问题更加严重[37]。在对照本文开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婆媳关系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那些嫁到美国的中国媳妇的体验式报告并不可信。
现在我们回头来讨论前述各种理论的解释力问题。我们假设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理论完全正确,即造成婆婆媳妇矛盾的根源是婆媳有“换群女首领和少女”的集体潜意识;由于亲缘血缘关系,婆婆媳妇不可能亲热如亲子关系;婆婆有恋母情结、儿子有恋子情结,这些都是经过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形成的生物本能和文化谜米,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能是压抑。因为我们人类的现行文化与本能和谜米是严重冲突的,也就是佛罗伊德心理学中的超我和本我的冲突,或者说自然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的冲突,但我们不可能回归到原始社会乃至动物社会,人类为了种族发展不得不牺牲本能。
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退而其次的策略可以选择,第一就是改变我们的习惯,采取男嫁女娶方式组合家庭,但两个男人(女婿和岳父)的矛盾如何表现,我们不得而知,而且这种习俗改变非人力自觉所能为,就是政府行为也无能为力,即使现行法律鼓励男嫁女娶;第二策略就是保持习俗现状,着力解决两个”天敌”的本能和集体潜意识以及非理性心理定式的竞争和矛盾,也就是解决家庭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心理感情方面的矛盾。而要提出良好的策略还需要参照一些成功例证。
首先分析国外,美国和其他国家婆媳矛盾相对比较少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婆婆有退休金养老金,同时法律规定父母要抚养子女,但子女不必赡养父母,子女18岁以后完全独立,不与父母一起居住。其次分析国内,中国的婆媳关系问题农村多于城市(主要是经济问题,婆婆无经济来源,需要媳妇养活);家庭贫穷的多于富裕的(完全是经济问题);媳妇不贤惠的多于贤惠的(虽然贫穷但相依为命,也是经济问题);婆婆厉害的多于宽容的(道德修养问题);婆婆没有工作的多于有工作的(经济问题);婆婆家庭地位低的多于地位高的(经济政治问题);文化程度低的多于文化程度高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文化程度高有工作,不与婆婆争高低);婆媳合住的多于分居的(也是经济问题,有钱才可以分开居住)。
就此可以发现,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所谓家庭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心理问题最具决定性的是经济问题,只要家庭经济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给老人一定的养老金,或者老人有退休金,就可以避免媳妇掌权遗弃婆婆;就可以分开居住,实现家庭小型化,减少矛盾。但是,就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而言,绝大多数工人农民是没有退休金的,养老金制度正在建立之中,这就不得不再退而求其次,依靠法律调节,正如现行法律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依靠婆媳双方的道德修养,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尊重谅解宽容孝顺关怀等等;同时依靠心理教育调节,比如提高女性的文化程度,比如前述儿子的中介作用,家庭心理治疗等。但是这个方案是就一般规律而言,即使经济问题解决了,还会有许多特殊情况,比如婆婆需要男孙子,而媳妇生育的是女儿;比如婆婆认为自己付出养育成本,要求儿子报答;比如婆婆大病,需要照顾,婆媳还会发生矛盾;比如婆婆或媳妇成为高级干部,弱势方也只好忍耐;比如婆媳某方有人格缺陷等等。这些特殊问题需要特殊解决。只要有人和人的相互作用,就会有矛盾,在这一点上,婆媳关系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亲戚关系、同事关系一样,矛盾永远消除不完,政府、学者、社会服务机构只有不断探索减少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