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选刊》（上半月选刊版）2016年12期抢先看(3)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4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才下定决心动笔写它。以记者的身份，阿列克谢耶维奇用3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被迫撤离的人、重新安置的人……阿列克谢耶维奇隐藏在后面，将他们的声音绘成一部纪实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忘记的作品。就像《纽约时报》那句评价一样：“她的作品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

事故发生30小时后，一大批士兵从阿富汗战场被调回来，其中包括直升机驾驶员和化学部队。当时反应堆的顶盖被炸飞，所有放射性物质就在露天中熊熊燃烧，辐射物肆无忌惮地向空中扩散。苏联派出了80架直升机编队前来灭火，他们其中有不少是特地从阿富汗前线调回来的。参与救援的直升机直接飞进放射性烟尘，从空中向暴露的反应堆残骸倾倒了近5000吨碳化硼和沙子后，才停止了反应堆内的核裂变反应。这批年轻的飞行员也成为受害者当中的一部分。

“很多年轻飞行员刚从阿富汗回来，那些人都觉得自己在阿富汗打够了，却还得坐在反应炉附近的森林里吸收辐射。那是命令！”一位参与者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而离开切尔诺贝利之前，这些士兵都得到警告：“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好不要到处告诉别人我们看到的情况。”

在4号反应堆底部，当时还有195吨的核燃料在燃烧，由此产生的热气逐渐熔化了沙子。专家们担心，如果反应堆核心内的高温铀与水泥熔化而成的岩浆穿透厂房底板进入地下，不但会造成第聂伯河——乌克兰母亲河的污染，而且岩浆可能会与水发生剧烈反应，发生第二次爆炸，那时将有1400吨的有核石墨熊熊燃烧，离切尔诺贝利320公里的明斯克将会被夷为平地，整个欧洲会都被危及。当时情势特别紧张，苏联在明斯克以及基辅等地，已备好火车并加挂车厢，准备疏散所有居民。

此时，3名志愿者承担了必死无疑的任务：潜水进入被高放射性废水淹没的地下室，打开排水闸门。排水闸门打开后，消防员们抽出了2万吨的高放射性废水。其次，向堆芯空投吸热效果良好的铅以降低堆芯温度，此后2天内600名驾驶员向堆芯投放了2400吨铅块，铅吸热熔化后也更好地封住了洞口，并且起到了阻止辐射释放的作用。

到了事故第17天，为了在反应炉底部放置冷却装置来降低地底的温度，切尔诺贝利急需一条地下通道。5月13日开始，苏联从俄罗斯与乌克兰矿区，调集了1万名矿工进地道工作。他们有简单的防护装置，可地底接近50℃的高温让所有这些防护成了累赘，没有人带着它们工作。一个多月内，从发电厂的3区到爆炸的4区，150米长的地道终于被挖通，最后在隧道内灌满混凝土后封闭。后来有人统计，这1万多名矿工，有四分之一左右在40岁前死亡，而官方没有将他们的名字收录在切尔诺贝利受害者名单中。

隔离区的某个角落，还有几个模样怪异的机器人。当时为了清除爆炸时从反应堆喷射出的落在附近建筑物屋顶和地面上的强放射性碎片，这项工作开始是计划用机器人进行遥控作业。苏联政府第一时间想隐瞒这个惊天秘密，但为了处理事故，他们不得不向当时的联邦德国寻求帮助，询问是否有能清洗辐射污染物的机器人。德国人问辐射程度有多高，苏联方面回答：“有点高。”德国人运来了几台机器人，但是因为辐射太强，机器人的电路马上瘫痪，工作人员无法远程操作，最终不得不放弃。

留给他们的，最后只有人工清理这种最残酷、也是最无奈的方式。当时很多现役军人和后备军人被征召到切尔诺贝利，负责清理所有放射性物品，他们有了一个专门的历史名称——“清理人”（Liquida），又被称为“生物机器人”（Bio—robots）。一共有210支部队被派往切尔诺贝利，虽然他们穿着铅制上衣，但是辐射却来自下方，而他们的下方只是最普通的廉价迷彩鞋。可是沉浸在英雄主义情绪里的士兵们，却豪迈地称，他们是“用铲子对抗原子”。也不是所有的士兵都是服从的，一位受访者回忆，有的士兵当场抗议，长官宣布：“要么进监狱，要么军事法庭见。”

因为强辐射，每次他们只能工作40秒到3分钟的时间，超出这个限度，他们就有可能当场毙命，这意味着他们只能挖两次。一组8人，连同军官一起冲到屋顶清理瓦砾，像蚂蚁般严格按照程序工作，一批下去，另一批接上来。他们捡起1500伦琴的东西，强辐射下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臂。许多人几乎虚脱，有人刚从屋顶下来就开始流鼻血。在这种辐射中眼睛几乎睁不开，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牙齿，嘴里都是铅的味道。

昔日的荣光

在基辅寻找与切尔诺贝利有关联的人并不太难。当年，戈尔巴乔夫发布了电视广播后，整个苏联几乎都进入全民动员状态。人们纷纷受到征召：要不计成本地投入救援。

67岁的维克多·季特金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维克多是乌克兰师范学院的一名声乐教授，也是著名的男中音。1986年的时候，他还在基辅一家歌剧院工作。他回忆说，事故发生后，很多艺术家都曾到切尔诺贝利去慰问——“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完全自愿的。”他数次强调。

维克多还记得，自己是5月12日第一次去的切尔诺贝利，同行者还有其他几位艺术家，包括乌克兰的一位著名女高音，还有一位钢琴家。“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辐射有多严重，也不知道有什么后果。”他有点自嘲地笑着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是发自一股纯粹的爱国心，像当时教育的那样：爱国、爱人民。”

基辅五六月都空了。孩子们和女人们基本上都离开基辅，到外地躲避，城里只剩下男人和老年人。每两个小时，就有洒水车出来喷水冲洗街道。维克多还记得，他们这一行人从基辅出发前往切尔诺贝利的时候，迎面而来的路上都是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混凝土搅拌车。而公路两边排满了洒水车，当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车经过的时候，喷水车不断地朝它们的轮胎喷水——因为轮胎上沾满了放射物质；道路两边挂满了有辐射标志的小旗子，提示大家已进入危险区域。

为了我们这次采访，维克多特地从家里带来他保留多年的纪念物，其中一部分是他获得的各种奖章，最珍贵的应该是一张微微泛黄的纸，打开来看，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密密麻麻写着一串字符，他特地解释给我们，上面记录的，是他每次去的时间。纸上写满了半页，他认认真真地数了一下，一共去了20多次，这大概是他去切尔诺贝利的官方证明。有时当天去、当天回，有时住一晚上。每次去慰问演出，他们都穿特殊的防护服，上面有仪器，可以测进去一次受多少辐射；离开的时候，再看受了多少辐射。

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后，维克多时常隐约感到嗓子疼，但没有多注意。1988年的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失声了，检查后才知道他的声带被放射线灼伤。这30年中，当时一起去的很多同行都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