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选刊》（上半月选刊版）2016年12期抢先看(6)

我采访的歌唱家维克多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他说：“我是在东部的一个小乡村里长大的，我身边没有一个会唱歌的人，如果不是苏联培养我、教育我，我怎么会成为一名歌唱家？”他沉吟了一下又说：“我个人非常遗憾苏联那么大的国家突然解体了。切尔诺贝利爆炸时，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人都过来帮助，可是今天的乌克兰如果再出类似的事，谁会来帮我们呢？”

最昂贵的灾难

切尔诺贝利事故，有超过8吨强辐射物泄漏，核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这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戈尔巴乔夫后来说：“这是个苦涩的胜利。这个国家将永远无法复原。这耗费了我们180亿卢布，在当时1卢布等于1美元，180亿，这可是一笔巨款。”

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其实当年切尔诺贝利电厂并没有停止运作，而只是关闭了4号反应堆。因为缺乏能源，乌克兰政府让其他3个机组继续运作。1991年2号反应堆发生一场火灾，因无法修复，也停止工作；1996年11月，在乌克兰政府与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协议下，1号机组停止运作；2000年12月，时任乌克兰政府总统库奇马正式宣布关闭3号机组。至此，整个切尔诺贝利发电厂才算永远成为句号。

大火熄灭后，为防止辐射继续扩散，在一位工程师的提议下，当时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建造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石棺，以盖住整个损坏的反应堆和其他强放射性废物，容纳74万立方严重污染的放射性碎片。可是这个在短时间内突击建成的石棺非常不稳定，日长月久，石棺已出现裂缝，鸟儿甚至都可以从裂缝中进进出出，将放射性污染物散布到其他地方。苏联解体后，破败不堪的石棺移交给了乌克兰政府。而乌克兰政府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能力对其进行维修。随着时间的推移，切尔诺贝利石棺面临坍塌和放射性物质再次泄漏的危险。

2004年，乌克兰政府组织切尔诺贝利新石棺建造项目的国际招标，2007年法国诺瓦卡（Novarka）公司与另外两家工程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负责新石棺的详细设计和建造——新的保护罩虽然叫Areh（拱），但外界还是更喜欢称它为“新石棺”。2012年4月26日，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6周年纪念日，新石棺开工建设。新石棺耗资10亿多欧元，大多数资金来自世界各国政府的捐赠。这个项目中堪称天才构想的地方并不是穹顶的设计，而是选择在石棺以西不到300米处一个放射性较小的地方进行穹顶建造。新石棺的穹顶就像一座巨型半圆形活动房屋，宽274米、长146米、高105米，足以装下一座体育馆和自由女神像。一旦完工，新石棺两个穹顶会滑到旧石棺上方合拢，工程师再利用遥控起重机将旧石棺一块块地拆除。新的石棺将是有史以来人类建造的最大的可移动建筑物。

2016年4月26日，乌克兰举行了切尔诺贝利事故30周年纪念大会，总统波罗申科主持了仪式，整个仪式就是在新石棺形成的庞大空间里举行的。目前，隔离区4号仍然有1000多名员工在工作，他们全部属于乌克兰建设集团的员工。作为新石棺的建设方，乌克兰国家建筑公司的总裁马克西姆·维克托罗维奇坦承压力很大。“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工程，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马克西姆说，新石棺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就是在辐射区工作。正因为处理难度大，新石棺的工程进度也一再延期。

马克西姆说，事故发生后，为了清理现场而铺设了厚度高达4-5米的水泥。为了安装新结构，首先需要拆卸这一层水泥。这个工作都是人工操作，“工作地区都充满高辐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介绍说，乌克兰建设集团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努力加固墙体，拱环合拢之后下一步工作则是从4号反应堆里取出核燃料废物，放在1号废放射燃料库里。

“这个项目很难。我想再次强调，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连以往日本福岛的工作都跟我们做的工作没法比。”马克西姆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工作环境的辐射特别高。为了保证员工们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他们每天必须要通过两个检查室，测量身体中工作前后的辐射水平。另外，员工身上也带着两个辐射剂量测定仪，一个是测量一天的辐射量，另一个是‘存储器’，也就是一年累计的辐射量。”员工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罩，某些区域，一天只能工作不到5分钟。平时是轮班工作模式，两个星期工作、两个星期休息。

对于新石棺的建设，马克西姆还有另外一重情感因素。马克西姆1980年出生在普里皮亚季市，6岁那年他也成为疏散人群当中的一个。“我的生活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有很深的渊源。”他的父母是切尔诺贝利的第一批“技术移民”，从电站筹建期时就在那里工作。

1986年4月26日深夜两点，有人接走他的父亲去处理事故。等再次见到父亲时，已是整整一年后——父亲因遭受辐射而失去意识，住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好。两个星期前，这位老工程师因癌症去世。“这当然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有关系，我们家人和医生尽管竭尽全力，但终究抵不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几乎每个参加的处理者都因事故受到影响，给未来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可治愈的创伤，几乎每个普里皮亚季的人都是这样……”马克西姆说，父亲去世前，也经常会询问他的工作。“他对那里非常熟悉，所以会经常给我很好的建议。我就是切尔诺贝利人，所以我对我的工作有特别的使命感。”说到这里，他有点动情。

切尔诺贝利的“遗产”

30年前的切尔诺贝利爆炸，留下了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结果：普里皮亚季市成了死城，100年之内不能住人；13万居民成了核难民，终生不能返回故乡；60万抢险大军中，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在过去20年里死去，剩下的人余生都将饱受病痛折磨。

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首先引发了民众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基辅大学历史系主任伊万回忆，“很多人开始追问煤矿、河流、电站等等的保护和安全问题”。切尔诺贝利事故本身是一次单纯的环境灾难，但是因为苏联政府处理措施不当，从而使事故变成一场政治危机。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苏联内部，其信用都遭到严重质疑，隐瞒事故、欺骗人民、组织抢险混乱低效，而且修改和销毁相关档案，使得有些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大白于天下。它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仅仅5年以后，苏联就解体了，有人感慨地说：“一个希特勒都无法打败的政权就这样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祷告》里不仅仅是灾难史，也是剧变前的苏联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