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选刊》（上半月选刊版）2016年12期抢先看(5)

5月1日，由于风向转变，基辅地区位于风口的正面吹袭，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但“五一节”游行仍然照常举行。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谢比尔斯基，也带着家人和孙子一起参加庆典。拍摄庆典的摄影师伊戈·克斯汀后来发现本该是五彩缤纷的照片蒙上了一层黑色，那是底片因辐射而致。很多孩子在游行的时候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而遥远的莫斯科，切尔诺贝利的爆炸阴影也被欢天喜地的庆典所掩盖。庆典持续4天，红旗和彩带装点着莫斯科的桥梁和道路，戈尔巴乔夫频频对经过他面前的那数十万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5月初，伊万的学校宣布所有学生疏散到南部黑海边上的城市敖德萨，也如实说了因为切尔诺贝利污染，但没有透露规模和严重程度；几天后，学校又突然宣布取消疏散，一切照常。伊万推测说，政府的本意大概是还想让群众感觉一切正常，但没想到，一宣布取消疏散，大家反倒恐慌起来。伊万的班里只剩下8个孩子来上课，其他的孩子都被父母送到外地。

因为从官方那里得不到真实消息，所有的消息都是从非官方渠道获得的。尽管官方对消息保密得很严格，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我的姨夫是大巴司机，他开车到切尔诺贝利参与当地居民的疏散工作，从监督疏散到撤离，所以都是从这些渠道知道的。”

到了秋天，伊万的父亲也被派去切尔诺贝利参与处理——伊万特地带了一张父亲那时的老照片过来，穿了一种类似于厚夹克的外套，别无其他特殊装备。每天回来之后，父亲把衣服脱下，用塑料布包了好几层，放在阳台上，自己洗干净之后，再与家人见面。

父亲的眼睛很快看不见东西了，那一年他49岁。伊万说，他的爷爷、奶奶分别在83岁、95岁高龄去世，但他父亲只活到76岁。“可是我们也没有证据说这与切尔诺贝利有直接关联。”说到这儿，伊万抬起头，努力掩饰住伤感，勉强一笑。

“但我父亲当时还是非常积极地去，除了知识分子受到的爱国主义的感召，当时政府还给特别高的津贴。作为一名化学家，父亲的工资本来就很高，可是在那一个星期的工作可以挣回来半年的工资。”伊万记得，有一次父亲一下子拿回家5000卢布。“拿回来都是崭新的钱，像是刚印出来的。”他转而略带讽刺地一笑，“不过几年后苏联解体，卢布迅速贬值，这些钱也不值钱了。”

事故爆发那年，作为一名1岁婴儿的母亲，安娜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身边的妈妈和准妈妈们急切地想知道真实的辐射信息，“可是当时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的，政府对外公开的资料，可信度也不高”。安娜是一名建筑师，她开始利用自己的渠道，向环保专家和医生们偷偷打探真实的数据。“我们知道一些信息后，再跟其他妈妈们讲，彼此分享信息，再讨论如何应对。”在当时做这个工作，要面对来自政府的很大压力。她们后来把在1986年前后生孩子的妈妈组织起来，自称为“86母亲”（Mama-86）。随着影响力的扩大，1991年，它成为苏联解体后在基辅成立的第一个非政府组织。“那几年，基辅市内孩子们甲状腺肿瘤爆发率增长了许多，受伤害最大的是1985、1986、1987年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年纪小，受影响最严重。”至今这个组织还在帮助因切尔诺贝利受影响的那些孩子。

尤里科·萨莫连科当时是基辅市环保监督局局长。“那时候对事情的危害性非常清楚，但没人敢说。”“如果他们当时不保密，及时处理的话，后果不会这么严重。”让尤里科至今提起来还很愤慨的是，“当时乌克兰和基辅的领导人，几天之内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都送走了，而基辅的普通孩子在一个月之后才疏散，这是我最不能原谅他们的地方。”

他说，苏联解体后，切尔诺贝利的两位设计师后来在电视或媒体接受采访，不断接受各种质询。基辅人民都熟悉了他们的面孔，他们走在大街上，经常有人冲过来指责甚至谩骂他们。久而久之，他们也闭门不出了。“虽然他们没有受到法律形式的惩罚，但来自社会公众的审判已经足够了。”尤里科说。

《谎言与真相》，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切尔诺贝利的祷告》里对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的采访标题。看得出，即便时隔几年，他依然不无悲愤：“我们要面对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硼，还有未知数量的钚，一共450种放射性物质。这相当于350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他们应该讲物理学，谈物理定律，而他们却反倒归咎敌国，开始寻找敌人。”

爆炸当天，瓦西里倾尽全力，联系上了白俄罗斯第一总书记斯柳尼科夫，希望能引起他的重视，但徒劳而返；为了不让他得到一手数据，研究所里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也都被取走。之后四处投递报告的瓦西里开始收到恐吓电话，他又给莫斯科写信，但被警告把他关到精神病院或是以“从事反苏联活动”告上法庭。一位官员告诉他，不发防毒面具的理由是，避免恐慌。

让瓦西里愤怒的是，“他们”并非不知情。“他们”为了自己的健康，都私下里服过抗辐射的碘剂，私下里把孩子们送走；“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穿上特制的外衣”；甚至为了保证食物不被污染，“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有的家畜，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一位“清理者”回忆，当时规定超过25伦琴辐射量就可以领一笔补贴，但很多人的医疗卡上总是显示24．8或24．9，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真正的辐射数值是军事秘密，一位记者想报道他从专家那里得来的真实数字，主编警告他：我们的报纸不需要危言耸听，只需写些英雄事迹。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者，也包括一位苏联某地区共产党第一书记。他替自己辩护说，“你不能怪我们当时隐瞒了实情”，“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收到来自党的上层机关的重重来电，要求他们“必须阻止民众发生恐慌”。在此要求下，隐瞒真相似乎成了当权者唯一的选择。

尽管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切尔诺贝利的采访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进行的，但并不是所有受访者都对这个政治巨人的倒塌表示欢欣鼓舞。有位“无名氏”对她吼道：“没错，我就是在为苏联政府辩护！”“在苏联政府的统治下，我们很强大，所有人都对我们感到惧怕。全世界都关注着我们的举动！”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忠实地记下了这个人对她的污蔑！“散布不实思想、谣言，你需要政治资金，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