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十大关键人物(2)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且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从而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灾难性事件。毛泽东找吴德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吴德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希望刹一刹这股风。吴德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而毛泽东却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旁边的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吴德发愁。1966年10月，吴德又找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说明：“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在当时党纪国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实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吴德在中共内部地位的确立，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以批判陈伯达为名着手对付林彪，吴德在此时表态：“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这个表态深得毛泽东之心。1971年林彪坠机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后，毛泽东称赞吴德“一鸣惊人”。从此，吴德开始步入中央领导行列。

吴德在1972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进入政治局，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1973年，吴德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的成员，他多次向周恩来发难。在这次运动中，吴德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发生矛盾，但江青认为他混淆了运动的方向，批评了他。自此之后，吴德同“四人帮”逐渐产生分歧，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成为了周恩来和“四人帮”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1975年，吴德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确立华国锋为其接班人。吴德等人迅速投向华国锋，成为其主要支持者之一。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主旨的群众性“四五运动”。当时，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在广播中讲话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在“四五运动”之时，吴德主张严厉镇压，因此在北京市民中口碑极坏，被称为“无德”。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联手拘捕了“四人帮”，吴德积极参与了全程，这足以看出吴德善变的立场。

之后，吴德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但是随着华国锋的逐渐失势，吴德也于1978年12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82年，根据胡耀邦等人的提议，鉴于在抓捕“四人帮”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吴德被选入中央顾问委员会。1995年，吴德病逝于北京。

陈永贵

陈永贵原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后因在大灾之年（1963年）发起“三不要三不少”运动而受到山西省委的重视；毛泽东更为此发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文革期间，陈永贵一度受到毛泽东的“提携”，并于1975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文盲宰相”！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他后一届的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在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

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昔阳县虽然很穷，却也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据史料统计，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曾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而且在历史上也出过“大官”——最高是尚书，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大寨村是这个县里典型的穷山沟，距县城几里路，1949年之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在个小山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绿色植被向来很少，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常年吃不饱肚子。

1952年，大寨建立合作社，并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尝到了丰收的甜头。1956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大寨后来对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拥有丰富的农业经验，加之他在生产劳动中常常能“身先士卒”，在当时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当时“大跃进”的锋芒下，山西省晋中地委很快就注意到了大寨，并将其树为典型，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此后，陈永贵的这个名字开始在山西地区流传开来。

大灾之年大喊“三不要，三不少”

1963年夏季，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员的房屋被冲毁，大量农民无家可归；更惨的是，大寨人修了十几年的梯田更是毁于一旦。当时，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

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在此时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