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十大关键人物(6)
蒯大富坚定不移的“造反精神”很快得到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欣赏”。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蒯大富很快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并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此后，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1967年6月，他们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时，带蒯大富登上了天安门——蒯大富也登上了人生的政治高峰。后来，他又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然而，蒯大富只不过是中国“一哥”（毛泽东）和“二哥”（刘少奇）之间斗争的一颗“子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刘少奇把我打成全国第一号大右派，毛泽东把我当成全国第一号大左派，就这么简单的事。”
被赶下历史舞台
到了1967年秋，以刘少奇为核心的等一大批党内 “走资派”基本被彻底批倒批“臭”了。这可以说文革的最终目的基本达到了。中国陷入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的险境已有不少时日，到了1968年夏季，毛泽东其实已经开始了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但毛泽东仍感到局面难于控制而适时地说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7年，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分化“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1968年5月，蒯大富指挥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把“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分割围困在清华各个建筑之中，致使武斗剧烈升级，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清华的武斗还导致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蒯大富没有想到，这时他作茧自缚，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1968年夏天，毛泽东不再“作壁上观”。他从北京各大工厂选派3万工人，组成“工宣队”，让他们手拿红宝书，徒手进入清华，立即结束武斗。工人们拆除校内据点，把被围困了一百天的“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送达安全地带。但蒯大富拒绝放下武器，相反还向工人投掷石块，用大刀和长矛砍杀，从楼上扔下自制手榴弹。他们竟当场打死五名工宣队员，打伤七百多名。
随后，蒯大富开车向昌平逃去。
听到消息，毛泽东勃然大怒，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并狠狠批评蒯大富——“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红卫兵全部赶下了历史舞台。
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失去“兵权”的蒯大富就这样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从劳改犯到百万富翁
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落幕后，蒯大富被“下放”。1968年12月，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两年后，他又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并于1983年3月10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7年10月，刑满释放的蒯大富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后来和妻子到山东省蓬莱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曾有消息称，在1993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随后南下深圳创业，成为一名百万富翁。
出狱后的蒯大富极少以本名示人，以至于有媒体想作采访，他也显得慎乎其微。这位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名噪一时的造反派头头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有过错，但却始终不肯接受判决书上对其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的控诉。
康生
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县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全家迁居诸城。1924年夏，康生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又改名为张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改名康生。中国官方的资料称，文革期间，康生共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干部”839人。
“特科”出身
1930年，康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成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0年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科”领导工作，任第三科科长。该科是在上海活动最久的中共秘密机关，在这种同事、朋友甚至上司随时可能叛变的环境下，艰难求生，可以想象，康生为什么后来变成偏执狂，整起人来不择手段了。
后来康生出任中共驻莫斯科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又熟悉了苏联的“肃反”模式。后来他回到延安，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3年，他负责“审查干部”的工作，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四万人的延安挖出了上万名“特务”，遭到各方指责。但由于他批王明得力，拥护“毛泽东思想”，因此，仍得到毛泽东的信任。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他成为政治局委员。
1959年，康生在庐山会议上十分活跃，他批判彭德怀的发言，均记录在案。为给这场批判提供理论根据，他及时进呈的《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题》语录备受赏识，毛泽东批示出席会议者人手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