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十大关键人物(8)

工作组的被否定，为红卫兵组织的合法化、公开化埋下了伏笔。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表示支持。几天后，他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口气严厉，措辞激烈，进一步批判了工作组压制学生的做法。毛泽东这两个举动，实际上肯定了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给红卫兵以巨大的精神鼓舞。这期间，老红卫兵组织纷纷从秘密转向公开，新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成立，取得了合法地位。红卫兵很快从学校冲向社会，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狂涛巨澜。

狂涛巨澜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着又令人难以置信地于8月至11月间，7次接见了红卫兵，平均不到半个月接见一次。这8次接见，总共达1100万人次。毛泽东连续不断地接见红卫兵，巩固了红卫兵坚持“造反”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加剧了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

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红卫兵掀起了破“四旧”和“大串连”的高潮。

所谓“破四旧”，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是荒诞疯狂、骇人听闻的。他们成群结队涌上街头，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把街道、单位的名字改为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名字。北京的长安街被改成“东方红大路”，全聚德烤鸭店被改成“北京烤鸭店”，上海的“永安”百货公司被改为“永红”百货公司，有悠久历史的成都“陈麻婆豆腐”被改为“麻辣豆腐”。红卫兵在街头路口设立纠察站，强迫人们把牛仔裤改为短裤，把“火箭鞋”改为凉鞋，把高跟鞋改为平底鞋，不准留长头发，不准穿港式衣服。一时间，小平头、中山装、平底鞋成了中国人统一的服饰格调。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红卫兵也同样视为“四旧”，予以砸烂和打碎，大批书刊在他们手中化为灰烬，众多的文化古迹被他们破坏得面目全非。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红卫兵对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等所谓的“牛鬼蛇神”进行了野蛮的抄家和残酷的迫害，任意揪斗、殴打，乃至将其折磨至死，许多人为之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破四旧”活动是历史上的一场“红色恐怖”。

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走向来看，“破四旧”使红卫兵的影响范围从学校扩展到了全社会。斗争对象变成了包括地、富、反、坏、右在内的所有“牛鬼蛇神”。从学校到社会，这是红卫兵成为社会政治力量的关键一步。

“大串连”开始只是少数红卫兵的自发行为，随着毛泽东的不断接见而成为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内容。红卫兵的“大串连”起初主要是乘车串连，车船票一律免费，而且各地遍设“联络站”、“接待站”，以招待串连的红卫兵。之后由于交通拥挤，车船超负荷运行，中央号召徒步串连。《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在中央的倡导下，徒步串连成了一时的风尚。

红卫兵参加大串连的动机尽管千差万别，但相当多的人带着浓厚的政治目的。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除了“想见毛泽东”的朴素情感之外，不少人是为了上访和寻求支持。运动初期，各省市领导大多对红卫兵持抵制态度，受到压制的红卫兵不服气，借大串连之机，便高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悲壮歌曲，纷纷上京告状，控诉“受压”之苦。这些上京告状的红卫兵大多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在幸福感激之余，也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回到原单位后更加狂热地投入运动。从北京杀向各地的红卫兵则凭借优越的身份，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四处煽风点火，传经送宝，或挑动支持红卫兵起来造反，鼓动他们冲击党政机关，或冲击工厂、农村，挑动工农造反。正是在此过程中，红卫兵成为“闯将”和运动的突击力量。

从1966年11月起，鉴于“大串连”给各方面带来的压力和困难，中央开始劝止红卫兵不要再到北京去。12月中旬，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停止红卫兵免费乘坐车船的待遇。但红卫兵的“大串连”并未就此终止，只是规模越来越小而已。

1966年10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论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对红卫兵运动都具有转折意义。在这之前，运动的重点在教育界和文化界，批斗的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及“反动学术权威”；在这之后，运动的重点变成了各级党政机关，批斗的对象变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之前，各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尚能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采取抵制对策，在这之后，他们本身也成为斗争对象而陷于被动。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红卫兵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除普遍冲击各级领导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外，他们还充当了中央文革的过河卒子，制造了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几个大事件。1966年11月，聂元梓、孙蓬一受江青的密令前往上海，从事打倒上海市委、从而彻底搅乱上海的活动；1966年底，受中央文革指使，蒯大富的“三司”红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与此同时，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为开路先锋，各地红卫兵掀起了“揪叛徒”的狂潮，致使许多老干部蒙受冤屈。

运动初期受血统论和工作组压制的大批学生得到“解放”，纷纷组织红卫兵，致使红卫兵队伍空前壮大。由于这些后起的红卫兵大多不是“文革”前政策的受益者，长期受压制，他们更能领会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对运动更加投入，造反精神更为彻底。他们热衷于反血统论和斗“走资派”，唯中央文革马首是瞻。与此相反，老红卫兵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坚持血统论，对斗“走资派”有抵触情绪，对中央文革也从运动初期的紧跟逐渐变为对抗。这样，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出现大的分裂，结果是老红卫兵日渐失势，最后因“联动”反中央文革被镇压而退出历史舞台。

大动荡、大分化、大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