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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十大关键人物(3)

来源:网络转载 2015-08-15 16:57 编辑: www.xigushan.com 查看:

这一口号在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看来是“勇气可嘉”,他们并不相信大寨农民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奇迹”发生了,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统计,大寨在1963年的粮食产量非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能为国家上交余粮。

 

毛泽东号召 “农业学大寨”

 

1964年3月 27 日,毛泽东南下,在河北邯郸听取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当时,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

 

于是,陶鲁笳提到了大寨和陈永贵。陶鲁笳说,大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毛泽东顿时对这一“奇人”大感兴趣,他随即要求陶鲁笳上交陈永贵的材料。

 

同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并专门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964年5月10—1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介绍了大寨经验。一场浩浩荡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是开展起来。

 

文革中不倒的“天然革命派”

 

文革爆发后,中国一片混乱,许多曾经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罪人”。但当时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成为天然的“革命派”。

 

毛泽东接见陈永贵

 

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运动,而后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借着这场东风,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 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但他没有搞大规模的武斗,而注重经济建设。

 

当年9月,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是毛泽东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一年后,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被放在了次位。

 

文盲总理“日理万机”

 

在毛泽东后期的阶级斗争理论中,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但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渗”进知识分子的汪洋大海中。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永贵作为一个半文盲才能荣登副总理的宝座。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后台”就是毛泽东。

 

陈永贵上台后,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做报告,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批阅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

 

据说,尽管陈永贵对于很多国家大事时常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划圈却划得很快。他的好朋友张怀英曾这样问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 陈永贵答道:“华国锋、李先念划圈,我也就划圈。我信得过他们!”

 

“文盲总理”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作报告。每当此时,他就先让“秀才”们将他的“意思”谱成讲稿,但文字稿他是不会念的,于是,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每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每一张纸只有一百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 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种闹剧,恐怕也只有文革时候的中国才有!

 

到文革后期,陈永贵的威望臻至顶峰,当时,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更不敢见诸文字。在毛泽东去世前,对陈永贵和大寨,全国都是一片表扬声。

 

从副总理之位回归农民本色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喊出了“两个凡是”,毛泽东余威尚严,“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因此仍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而陈永贵也继续得到中央重用。

 

1977年,中共召开十一大,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主管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他的这一工作思想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支持。

 

1978年5月,中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时已进入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表态,称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