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十大关键人物(7)
康生当年如此活跃，所倚仗的主要就是假借毛泽东这面大旗，而他1960年代在党内的重新得势，也正是与他利用这面大旗取得一个又一个整人的辉煌“战果”直接有关。八届十中全会前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单干风”，康生就立即抓到了邓子恢批评“大跃进”的讲话。毛泽东会上批“翻案风”，康生抓住一部小说《刘志丹》不放，说是“利用小说反党”，居然就造出一个“反党”集团。
文革中的三大案
康生整人，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暗示或由江青传达）的意思设局定罪，开始时不需要证据，一切都可以后期罗织。文革中，康生著名的“成绩”是“三大案”：
为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1967年，康生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案须上溯至1936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有一批中共高官被捕。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让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人履行监狱规定的自首手续（假投降）出狱。康生给他们戴上“叛变自首”的帽子，是为了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
1968年1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突然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叛变、特务”，赵坚不认罪，此案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此即“赵健民特务案”。
1968年2月4日，康生号召内蒙古开展挖“内人党”运动。“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1940年代，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结果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者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整死的则有16222人。此即“内人党冤案”。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到北大学生宿舍，鼓动学生造反
自陈伯达在1970年8月倒台后，康生闭门养病，深居简出。据推测，康生此举是对毛泽东将“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的做法感到不满，“兔死狐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但他并未失宠于毛泽东，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升任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不过此后他仍旧隐居，直至病逝。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以膀胱癌病故，终年77岁。1978年，陈云说：“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这两句话广为流传，而张国焘在文革初起时谈到康生时表示，“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红卫兵
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之时，成千上万的小生命也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呱呱坠地了。17年之后，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在五星红旗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第一代少男少女们——红卫兵，在其中扮演了特殊而可悲的角色。谓其特殊，是因为他们有如孙猴出世，突兀而来，大闹天下，一时竟成为天之骄子，成为“文革”的开路先锋和勇猛闯将；谓其可悲，是因为他们希望共和国长治久安，却导致了一场空前的大动乱；希望成为红色接班人，却成了教育改造的对象，落魄他乡。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咀嚼红卫兵一代的命运，仍令人扼腕，发人深思。
横空出世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的政治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4月10日，中央批发经毛泽东3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断定建国后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5月7日，毛泽东发出指示“学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5月8日开始，社会上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宣布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文革”正式爆发。
正是在这种紧张、异样而又强烈刺激的气氛中，红卫兵——这个神奇而浪漫的学生组织诞生了。
红卫兵组织最早出现于中学。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名作家的张承志和秦晓鹰——在圆明园聚会，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一天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 的大字报，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受此影响，北京的很多中学也出现了学生自发组织的“红卫兵”。
红卫兵组织公开化合法化是在反工作组的过程中完成的。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宋、陆、彭等人压制广大师生的革命要求，把学校的“文革”运动弄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6月1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篇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全文登载了这张大字报，并同时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北大事件很快波及到北京和各地的高校，掀起一片“学生批判校长”的热潮，形势一片混乱。
为控制日益动荡的局势，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北京和全国各地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对不断扩大的事态采取疏导和控制的方针。到7月中旬，局势已有所缓和，学生的造反劲头也有所收敛。就在此时，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明确表示了他反对工作组、支持学生造反的态度。毛泽东的支持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使一度沉寂的反工作组运动再次高涨起来，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学生的造反风愈刮愈猛，终于使局势失去了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