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十大关键人物(9)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接着开始了全国性的夺权运动。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一道参加了这场运动。红卫兵的夺权范围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上的夺权。这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红卫兵组织的单独夺权。这种夺权由于红卫兵缺乏经验和不符合中央“三团结”的精神，大多没有成功。第二类是红卫兵与其他群众组织的联合夺权，这种夺权红卫兵往往不占主导地位，但因容纳了广泛的群众组织，又实现了“三结合”，得到中央的首肯，所以获得了成功。

红卫兵的另一种夺权是各学校内部的夺权。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由“文革”初期的倚重红卫兵转为倚重工人造反组织，加之红卫兵缺乏经验，使他们在社会上的夺权中处于下风，逐渐让位于工人阶级，这就迫使红卫兵把夺取本校最高权力作为奋斗目标。在夺权运动中，红卫兵组织因利益分配不均开始出现分裂。

这是红卫兵组织继1966年下半年分裂之后的又一次大分裂。与上一次分裂相比，这一次分裂更为复杂。在学校，红卫兵组织林立，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相互攻击、混战；在社会上，红卫兵组织也分裂成两大派，与对立的工人、农民、机关等群众组织处于对立和冲突之中。

两派红卫兵组织的派性斗争时常伴随着武力械斗，到1967年夏天终于演变成一场遍及全国的大武斗。几乎所有的红卫兵组织都卷入了这场武斗。他们自制或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修筑工事，模仿战争年代的战斗场面，或冲锋，或固守，或强攻，或偷袭，制造了许多惨不忍睹的血案。不少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无知和狂热中过早地凋落了。

文化大革命伊始，千千万万的红卫兵成为冲击刘少奇权力集团的政治武器和先锋部队。他们忠心不贰，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到近乎宗教信仰的境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了忠诚、热血、青春乃至生命。同时，在这种盲目的革命激情冲击之下，卫卫兵成为一股恐怖力量，对国家行政体系、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千千万万人的无辜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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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黄帅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黄帅。这位“革命小闯将”当年只有十二岁，江青等人精心删改她的日记，将其塑造为反潮流的象征，批判“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而在“四人帮”被粉碎后，黄帅也随之遭到口诛笔伐。现在，步入中年的黄帅已经过着平静的生活，但经历过的那场风波，令她一直惧怕记者，“怕他们编故事，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让世人都花了眼。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了。”

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可以说未谙世事，如何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个原本荒唐的故事，倒成了平常之事。林彪集团1971年覆灭之后，江清集团展开“批林批孔”运动，其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矛头指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这期间，江青等人制造了一系列古怪事件，为攻击周恩来提供“现实根据”，黄帅事件便是其中的一桩。

1973年底，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话。9月7日，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信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他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