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之死探幽
孙维世之死探幽
当然，也会有人问，也许江青就是要了解毛泽东访苏的情况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孙维世没有回答江青的提问是不是因此就可能导致江青对她后来那么残酷的报复？而在一些文革史料里面都把孙维世这次拒绝回答江青的提问作为江青整死孙维世的开启，可见这次提问的实质远非中苏国际间的某些问题那么容易引起江青的极度关注。江青和孙维世的关系素来不错，据金山回忆，1946年江青曾经亲热的问过孙维世：“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孙维世不知江青所云，江青戏谑的称呼孙维世是“草包”，江青还亲口对孙维世说：“我是主席的夫人，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儿，我们要搞好团结。”四十年代的江青给孙维世写过很多信，可是这种通信的方式很快就在五十年代绝迹。然而，即便是这样，江青在孙维世的婚礼上仍旧跑来，送上一份厚礼的同时还不忘跟孙维世热烙的扯上几句。江青真正的发迹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江青还远没有后来那么面目狰狞。所以，还是让我们从孙维世的“通天”的背景上寻找答案吧。
孙维世的“通天”本领在当年就有不少人为之艳羡。据介绍，孙维世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可以随意到中央领导人家里做客，还可以带人去中南海进行参观，还可以吃上一顿两顿便饭。（参看《话剧皇帝－金山传》276页）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更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居住地，可谓禁地森严。内中等级分明，像陈伯达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作为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只能居住在中南海乙区，而窗台上的花盆也要按照级别摆放，比如陈伯达的家里的窗台只能摆放四盆，毛泽东的窗台则能摆放八盆。不管这个记述是否属实，中南海的规格之高却是举世无双的。（后来八十年代曾经短暂的开放了部分地区供群众参观，但不久又关闭如前。）
面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属于最高领地的地方，孙维世不过是一个县团级的干部何以能够随意出入呢？显然来自于她的不俗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但是，我们也同时知道周恩来夫妇在党内是一向以严于律己著称的，而且这种律己甚至有些苛刻。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周恩来特地关照内务部部长曾山要给周恩寿定低级、工资向低标准靠拢。邓颖超作为党内杰出女同志中的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周恩来仍旧要压下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周的生前没有额外的沾上一点周恩来的“光”，反倒是因此多受了一些苦。依据这个情况看，周恩来没有理由在妻子、弟弟、侄女之外凭空给一个干女儿如此惹眼的特权呢？这不但不符合周恩来的一贯的作为，也不符合实际。
如此看来，孙维世的这个“特权”只能来自于另外的领导人，而摆在周恩来之上的主要领导人屈指可数，尤其是和孙维世熟悉的更是一望便知。
金山回忆过，孙维世在1949年12月起的那次毛泽东访苏期间和毛泽东有过大量的合影，这说明孙维世与毛泽东之间并不陌生，孙维世不仅有着和江青交往的历史，和毛泽东也有交往的历史，只不过这段历史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予以述及，我们也不准备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的罗嗦，因为查考历史最重证据。
我们还是沿着我们刚才的思路还继续谈谈孙维世的“通天”背景。
金山在《莫将血恨付秋风》一文中披露，康生曾经在五十年代给孙维世写过信，而且是长信。信的内容据金山说那就是“对封建文艺做了疯狂的吹捧”。
我们都知道，康生在五十年代郁郁不得志，正是他一生“养望”的时期，这时候的康生在党内地位甚至不如陈伯达。也就是在这时，我们注意到康生放下当年煊赫一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的架子倾心和一些人密切交往，这里面比较突出的就是他和田家英的过从。
三联书店出版的《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对田家英与康生的交往做过描述：“20世纪50年代，康生听说田家英乐事于藏书，便将自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赠给了田。康生差人仔细将书每页拓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在该书第一册的卷尾，康生用习见的 “康体”补了118字，因与书中的仿宋木刻体不匹配，从卷三起，他以笔代刀，尝试写木刻字，找到了感觉。他在卷四前的梓页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二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据统计，康生在这部书中共补写七十余处，约三千六百余字。这或是康生在建国之初泡病号的几年中，值得留下的有限的东西。 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康生不断地把自己的“杰作”送给田家英，有其亲书的人生格言，有其自镌的座右铭刻，有时还做些“割爱”，将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家英。一次，康生患感冒，卧床不起，告凡有来访者一律拒之门外。田家英购得一幅金农的字，打电话给康生，他一听马上坐了起来。”
康生当然不会如此平白无故的交结田家英，因为在五十年代（除却1959年后），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无疑是相当走红的秘书，他的言行有时甚至左右毛泽东的意见，康生厚结田家英的醉翁之意还是在渐渐恢复他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他康生的“亮点”。所以，一旦在田家英失宠后，康生与田家英的交往也就结束了。诚如《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两个人关系发生微妙转变是在1962年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那时毛泽东正为“包产到户”的事气恼田家英，以致半年不和田说一句话。而康生自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又活跃起来，已重新获得毛泽东的赏识。康生“审时度势”，判定田的仕途走到了尽头。这从他写给田的对联中可看出——“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打这以后田家英便再也没有收到康生写给他或送给他的东西了。 ”
由此益见康生和田家英的来往并非他康生真的愿意与田家英保持师友的名义，也并非康生酷好金石乃至忘我。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田家英的地位侧面的打动毛泽东。一俟田家英不具备这样的资格，那么他在康生的视野中也就很快消失殆尽。上面那段文字中透露的时间是1962年，也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已然给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重新走回政治舞台，他也就更不需要走上下坡路的田家英了。
孙维世的周恩来的干女儿，但是，康生写给孙维世的长信难道是为了巴结周恩来吗？当然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