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之死探幽(3)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林彪曾经追求过孙维世，虽然未果，可林彪对孙维世的印象一直不错。而就在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失踪之后，孙维世投告无门的情况下，第二时间里想到了林彪。她给中央军委去信请求林彪的援助，这封信落在了叶群的手中，而且也被江青得知。

下面我们不妨多说几句叶群其人。叶群在孙维世这件事上应该说本能就不会对孙维世有什么好感，叶群的晋身之道大抵和江青类似，所以，越是这样她们才会对有可能的雷同的情况或者人物倍加注意。叶群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权欲熏心的伎俩不但破坏大局，而且还顺带着把林彪父子送进万劫不复之地，她那个自作聪明实则愚蠢的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三点看法（林办秘书于运深回忆那是叶群的主意）彻底给毛泽东整垮林彪提供了口头依据。但是，在孙维世这件事上公正的说，叶群不需要负有什么罕见的责任。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叶群的为人问题。林办秘书张云生以他和叶群的亲身接触曾经评价叶群虽然比较坏，可到底比起江青来还是要强，至少能和身边人做到好合好散。换言之，叶群的狠毒程度逊于江青。这里我们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薛明的境遇，谁都知道在延安时期，薛明出于组织纪律曾经对叶群的历史做过揭发，这点深惹林彪、叶群不快，成为后来林彪、贺龙交恶的一个侧重点，然而即便是这样，叶群并没有把薛明置之于死地使得薛明有了劫后余生。相比江青弄死王莹、章泯、囚禁秦桂贞这些绝决的做法显然有些区别。第二个例子是张云生本人，叶群曾经勾引过张云生，但是，张云生并不上当，叶群恼羞成怒把张云生赶出毛家湾。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像这种“首长夫人”倒贴未果的事件如果放在一般情况下，张云生很难全身而退，特别是在那个毛家湾说一不二的年代里，弄死一个区区的秘书，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张云生的虎口脱险的另一面也验证了他自己的对叶群的那个评价的不虚。

江青在知道孙维世求助于毛家湾的同时很快赶到叶群那里，提出了“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里既有警告毛家湾不要走了眼的动机，也有把叶群绑在她自己战车上的起因。叶群在文革初期一向以追随江青自居，而且事事做到紧跟江青，如今她怎么会为了一个既倒的孙维世得罪江青呢？更别说这个孙维世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特殊的好印象。

去年，我们走访了一个曾经参加过孙维世专案的“三种人”，他叫王××，他虽然不是孙维世专案的核心人物，不过还是在他的口述中得知了一些孙维世专案的相关背景资料，而且他提供的两个点比较值得关注，或许也是开启孙维世冤狱的一把钥匙。

王× ×说：“孙维世那个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恶梦，好几年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孙维世在里面不到半年就给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关照过了，根本活不过整年去（指 1968年）。一开始审她，我还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让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审，那就叫整，说得具体点那就是侮辱人，用书面上的话说就是蹂躏。我有次还问我们的头头说怎么这么整这女的，头头给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这案子来头太大了，上面都点名了。那几个专案的人整累了，回来喝水聊天时还说，那女的（指孙维世）性子真××的烈，还以为这是中南海呢？······孙维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来取东西时，听他们说她死了，要我们立刻赶去，我就去了，正赶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惨了，身上就盖着一条白布单，脸上还有血。···后来八十年代让我们这些人交待时，我就把头头给我看的那个材料也给交待了，材料上有一句话我记得最清楚，这是江青说的，那时候江青是什么人啊，她说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我怎么能记不得呢？材料上说孙维世从大庆回来还去见过毛主席，江青就指这件事说孙维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还说是她是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来上级组织把我交待的这段话给删了，也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这个回忆，第一，告诉我们说，孙维世被押入监狱挨整是有人存心要致其于死地，而且王××用的这个蹂躏想必大家也该清楚，狭义上的蹂躏对于一个女囚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江青漫骂孙维世的理由。第三，孙维世的惨死。

江青分别在1962年、1964年两次拉拢过孙维世，她要孙维世帮助她整理话剧，孙维世没答应不说，还对江青的杰作《杜鹃山》表示特殊的沉默。孙维世从大庆回来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以后，也就是说在江青拉拢孙维世未果的情况下，在江青看来又添新恨。

孙维世死状很惨，《话剧皇帝－金山传》中记载，孙维世死时遍体鳞伤、赤身裸体。王××回忆中也提及这一点，不过，这里我想顺便多说两句，汉语中的赤身裸体和一丝不挂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互联网上介绍孙维世的冤狱多数使用一丝不挂这个词，我认为不够严肃，有故意闹噱头的意思在内。据王××自己说，孙维世死时的衣服穿的很少。不过，不管是一丝不挂还是赤身裸体抑或穿的很少，都直接反映了孙维世冤狱的黑暗所在。

试想，是什么原因能够导致让江青如此的仇视孙维世呢？是什么原因是让江青暗示可以用一切非人类的手段处理孙维世呢？

对照一下王莹、章泯的死就会有个侧面的回应，王莹因为争演赛金花一事开罪江青，章泯因为过去有和江青同居的历史急于被江青灭口，这两个人的死亡是江青直接插手过问的，也就是说在江青亲手弄死的对象中，真正属于“路线分歧、政策分歧”的几乎等于零，而最让江青恨恨不止的恰恰是私人之间的矛盾乃至仇隙。所以，孙维世这个案子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做如是看。

但是，仅凭这个孙维世专案成员的口述就可以断定孙维世一案仅限于挟私报复吗？目前几乎所有的党史教科书包括金山的回忆文章似乎都在强调这个印象，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在挟私报复的烟幕下没有掩盖着另外一种更为逼真的倾向或者预谋吗？

两种版本的《金山传》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情节，那就是当孙泱（孙新世兄长）、金山出事以后，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四处求人力图解救亲人于危难之间，他们除了向中央军委写信以外，就是给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也就是江青写信求救。这件事揭示了什么问题呢？它至少说明一个现象，那就是江青对孙维世出事之前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的定位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