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之死探幽(4)

孙维世不是江青、叶群一流，本身没有厚黑的本领，她在情急之中找到江青足以说明她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觐见，假如像江青诬蔑的那样，孙维世何能给江青写信？但是，目前披露孙维世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的情节的只有这位专案成员，江青是不是真的了解孙去见毛的详情，不得而知。原中央警卫局的邬吉成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江青未得毛泽东允准的前提下是不能随意见毛的，而且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其实不仅江青，毛的其他亲属包括邵华、毛岸青、李讷、李敏、张文秋等人都不能随意觐见毛，即便是见毛，也需要事前被告知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当然，江青不在此列，因为她一旦见毛，不该说的也常常要说。不过，只要是毛不准备让江青知道的，一般没有人敢对外泄漏半个字。

我们知道，在孙维世被捕之前，孙泱（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曾任朱德秘书）已经被整死。孙泱的死显然不是矛头对准孙维世的，因为打倒一个孙维世不需要这么一个特别大的铺垫，这点作为孙泱的首长的朱德看的很清楚。朱德曾经说过：“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

朱德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受到的逐渐的有目的、有步骤的政治打压不是没有来由的，在庐山会议期间，朱德一发言就被毛指责为隔靴搔痒，而后，毛还质问朱德是不是在会上举了半个手的问题。由庐山批彭引发的军委扩大会议，朱德更成了被炮轰的重点，林彪等人不断给朱德上纲，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人指使，林彪何能对朱德如此开炮？林彪点名批评朱德，还宣称朱德“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又把当年在江西的旧账重新翻了出来，并以此作为朱德反对毛泽东的历史证据。朱德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不过，朱德还是被迫做了长篇检讨，朱德在检讨中说：“自己在历史上曾经犯过路线错误，并且几次支持过错误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犯了两个大错误，······既然如此，那么，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10 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将朱德的这份检讨印发党内。

朱德生平最为讨厌个人崇拜，对日益被掀起的个人崇拜狂潮嗤之以鼻，毛非常不满，据李维汉回忆，1964年，毛泽东批评朱德说，此人一听反个人崇拜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文革中，朱德的厄运加剧，连戚本禹这样的小丑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

孙泱的死应该说和打击朱德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孙泱遇难前后，朱德曾经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道：“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周恩来同样的这句话还在武汉7.20事件中提及过，保健医生张佐良做了忠实的回顾，不过，张佐良的这个回顾并不见于他在国内出版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而是见载于他在香港出版的《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一书50页。

孙泱何许人也？周恩来能不知道？但是，以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仍旧无法对孙泱的生死作出明确的表态，而在周的内心深处，当然比较朱德要清楚，那些来冲着孙泱来的人背后的黑手到底是谁？

周恩来走上文革这辆战车，是带着不愿和不敢的情绪的，说他不敢不上，那是因为他不敢和毛泽东决裂，因为和毛的决裂意味着覆顶；说他不愿上来，是因为他不认同文革的这种浩劫方式。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周恩来在文革十年的一个特殊的形象，一方面委曲求全，一方面用“软顶”的方式维护国家的基本局面不致于全面垮掉。

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告周的状说：“我们层层烧荒，他（周）却处处灭火。”毛说：“他一贯如此。”

当孙维世的材料送达江青处，江青把有关的信件资料烧毁，却保留了一张周接见孙维世他们大庆剧团的一张合影，江青拿着这张照片找到周恩来说：“这下子罪证找到了。”周看后默默无语。

孙维世是1968年3月1日被捕，3月22日，周恩来就在公开场合下喊出“誓死捍卫中央文革”以及公开赞扬江青的话，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吧？

我们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中曾经这样写到过：江青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有人突发奇想，要是把这段对话中的一位主人公换成另外一个人呢？效果会是如何？

×××和江青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怎么样？有些毛骨悚然吧？

当然，这种话是否存在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历史事实。

留在历史的印象中有一件事值得反复琢磨，那就是在这场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中，历次和毛泽东作对的人都没有逃脱劫难，而和江青有过过节的人也经常横遭不测。总之，得罪这对夫妻的人在文革中鲜有幸免者。

现在只要看看江青拉拢孙维世的几段谈话就可以窥知内中的奥妙所在。

1963年，江青对孙维世说：“你来和我合作，抓一下这个戏（杜鹃山），搞他个样板来，怎么样？”江青又说：“你来给我当参谋，抓话剧。”孙维世说：“总理已经批准我去大庆深入生活。”江青说：“看来只有我孤军奋战了？”

1964年，江青对孙维世说：“维世，你拍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这次该去我那里了吧？”孙维世敷衍了事。

我们都知道，从1962年开始，上海的“好学生”柯庆施就已经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江青借助柯庆施的力量决定从文艺界入手，打破政治上既定的格局，应该说江青的这套做法不但毛泽东知道，而且也比较关注。其后，毛的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就是根据江青的整理材料作出的结论。而抓样板戏更是江青的一个突破口，从后来的发展状态看，毛为了在文艺界打开口子，不惜动用林彪出面给江青撑腰，一部文艺座谈会纪要，毛泽东修改多次，加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进去，而林彪奉命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