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下）(11)

9月13日早上7时多，李德生从空军指挥所到了西郊机场。在候机室小电话间，他同吴法宪、杨德中谈了两个多小时后，离开西郊机场。这段时间，时念堂连早饭也没吃，与马政委、龙参谋长研究了加强飞机戒备的措施，决定每个机场派一个加强排在停机坪进行巡逻。其次研究如何迎接和配合当天进驻西郊、南苑、沙河机场的陆军部队，搞好对机场的全面戒严工作。

9月17日，空军司令部在空军大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后将时念堂等四个人留下，由李德生谈话，交代有关9.13事件的有关事情。

专机师师长时念堂

9.13事件后，时念堂仍在工作。

时念堂的妻子姜树芳在西城区房管局上班，时念堂9日回家给她打了个电话， 因为11日她值班没回家。12日晚姜树芳回到家中已经很晚，屋里军医们正给时念堂看病，11点多她睡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又去城里上班，路上还平静。因为她走得急急忙忙，甚至没注意门口的岗哨已经换成绿裤子了。直到星期三儿子打电话，说机场大门进不去了，要重新办证，儿子给她办好出入证她才回家。这回她发现问题了，机场来了好多陆军，平时走家属的小营门没有站岗的，这回也站了陆军，荷枪实弹，严格盘查。蓝裤子们只要外出，就排着队，几个人也乖乖排一行，一个个都像霜打的叶子搭拉着头。作为家属，姜树芳搞不清怎么回事，也不敢问，只觉得挺滑稽。

回到家一连几天不见时念堂的影子，因为这是常事，她也习惯了。时念堂在家吃饭，空勤灶的战士经常来送菜。姜树芳就随口问战士出什么事了？战士也不知道，放下菜筐就走。一直过了十几天，姜树芳往候机室打电话，才知道跑了飞机，不过对方安慰她说与师长没关系。

当时进驻专机师的总政工作组的成员刘岩回忆，我们去之前，师长时念堂曾被吴法宪派到南苑机场接待过基辛格，被划为吴法宪线上的人。政委马兰藻搞保卫工作出身，文化不高，不懂技术，本来准备安排潘景寅换掉他。还有一位姓王的副师长，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中驾驶伊尔-18把毛主席安全送出武汉，有功， 被评为空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也被划为吴法宪线上的人。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把这三位师领导作为依靠对象，师长、政委在师部值班，主持工作，王副师长到沙河机场坐镇。他们积极负责，配合和帮助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

9.13事件第三天，周总理坐车到专机师，时念堂陪着他去看另一架三叉戟，周总理拿着专机失事现场的照片对照，并给时念堂看照片，问是不是我们的飞机？因为飞机上的机徽是总理亲笔题词的中国民航的字样。时念堂向总理报告是我们的飞机，总理也说是。

他又陪周总理去看林立果在西郊机场住过的地方，看过后周总理没说什么。回到候机室，周总理指示，抓紧对部队进行路线教育，稳定部队，有些事情讲清楚就算了。当天航医给时念堂看病，也说不要怕，没事。时念堂当然不怕，他心里没鬼，他怕什么。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没那么简单。

11月底12月初，机场批斗时念堂，斗得很凶。周总理知道后，委托公安部九局副局长兼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到西郊机场接专机时，对刚从陆军调来的专机师副政委李学清说，不要再批斗啦，时念堂、马兰藻、王进中都是好同志。　

9.13事件后，时念堂一直没回家，国庆节放假也没回来。过了国庆节，传达了，时念堂还没回家。又过了十几天，时念堂回来了，人瘦得不成样子。20多天后工作组通知时念堂可以不到办公室了，在家写写材料。1971年10月初，时念堂被隔离。又过了20多天，10月28日，时念堂被送到空军东郊民巷招待所，说是空军“学习班”，集中交代问题，实际上是软禁了。

1971年11月23日，时念堂的妻子姜树芳正在西城区房管局上班，专机师副政委李学清通知，机关叫她回去收拾东西，给时念堂拿些换洗的衣服。中午姜树芳回到家，时念堂想得简单，无所谓，随便拿几件，几天不就回来了吗？姜树芳想恐怕不会三言两语，这样的事情只要进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包括毛衣棉衣在内的冬天的夏天的衣服收拾了一大包。

姜树芳说，吃点饭吧？时念堂说，反正也吃不惯那里的饭，吃吧。此时是下午4点多，也不管时间对不对，做好了饭，吃了。一直等着时念堂的李学清说，咱们走吧。姜树芳记得很清楚，是被带走的。临走时念堂说晚上打电话告诉你，我在哪。实际上这一走，十几年再没消息，人没影了。

时念堂先关在东交民巷办“学习班”，两个月后，过了阴历年，被集中到北京军区招待所86楼。1972年国庆节后，10月16日，时念堂被转到亚洲疗养院，由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一人一屋，门口有卫兵24小时守卫，“犯人”之间不能见面，上厕所也有卫兵跟着，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关了几年，搬了好几个楼。到后来，连问都懒得问了。两三年找时念堂正式谈一次，十分八分钟问个事，写一下。审问完说他不老实，不交代。时念堂说我怎么不老实？我不知道交代什么，实在是没东西，我没有什么交代的。到时念堂放出来他才听说，为什么把他关那么长时间？有人诬陷说他知情，不交代，死顽固。可是，时念堂确实什么也不知道。这中间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他谈过一次，让他“竹筒倒豆子”。时念堂把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如实说明，纪登奎说，这些情况你都背下来了？时念堂说，根本用不着背，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再说多少遍，还是那些情况，不是编造的永远不会变。以后很久没人再问，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一个人在屋里呆着。

他老在想，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会把我放了。

一直关了七八个年头，到了1978年8月12日，“突然”来了，不是放，而是宣判。公安部来了一个处长，宣布中央专案组结论为“时念堂的罪行严重，属于敌我矛盾，定性现行反革命，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交公安部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至于劳改多少时间不知道”。

真像睛天一声霹雳。

时念堂不服，要求解释什么理由。人家不负责解释，只照章宣布。时念堂表示不能接受，要向上申诉。工作人员说，要相信党，相信华主席。于是时念堂“顺从地”被戴上手铐，押送山西原平崞阳附近一个劳~改农场。

死也要瞑目呀，难道连冤都不叫喊吗？时念堂还要求说清楚。

山西公安厅说，我们没权利给你解释。

就这样又关了几年。

回到北京，还是没有人找他谈，确实冤如窦娥啊。

因为想知道他被关期间是怎么想的，我冒昧地问，为什么关11年还想得开？

时念堂说，辛辛苦苦，忠心耿耿，想起来寒心哪。但想不开也得想得开，没干亏心事，枪毙就枪毙，反正我不自杀。自杀，没那回事也有了。

他坚信他没有问题，我们的党一定会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