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下）(15)

1960年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访，陈毅元帅是代表团成员，说这下可好了，坐咱们自己的飞机出去，可放大心了。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由我们自己的专机接送中国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去中国代表团出国，都是租别国的飞机，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我国政府租印度的飞机而被台湾特务安放了炸弹而失事的。周总理出访16国，租的是英国的飞机，提心吊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坐咱们自己的飞机，从政治上放心，安全。

接受出国任务后，准备时间很长。一两个月前就开始做准备，胡萍和时念堂专门到苏联民航飞行大队取过经，国际飞行有什么经验，要注意什么问题，怎么飞。现在的飞机先进，不用领航员，把罗盘打开就可以飞。而那时，我国的飞机还没有这些，没有那么多钱去买最先进的东西，只能凭个人过硬的飞行技术。那次送周总理出访某国最危险，起飞后地面才知道某国政变，地面好不容易联系上专机，通知他们。专机没有落地，又连续飞回开罗，保证了总理专机的安全。

专机师接送过的外国首脑有很多，缅甸总理吴努，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越南主席胡志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朝鲜首相金日成、委员长崔庸健，巴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越南总理范文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刚果（布）总理扎莱，苏丹国家主席尼迈里等。有的外国首脑多次坐过专机师的飞机。

时念堂任专机师师长后，因为执行专机任务多，对师里的事情管得很少。他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圆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要的专机任务。到1971年他驾龄21年，累计飞行7000余小时。就在他年富力强，飞行经验丰富，工作得心应手时，没想到9.13事件拦腰一棒，一关11年。从此中断了心爱的飞行事业，至今心中仍压着磨盘大的石头。

经过十多年的审查，没发现时念堂与9.13事件有任何牵连。原来的“双开”和“反革命”都被一风吹了，提也没提。1985年10月，专机师政治部一位干事来宣布，空军政治部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留党察看两年，撤消行政职务，保留原14级，按正团作退休处理。看病住房，工资按正团。

1985年这个重新做的结论主要依据是三件事，一是林立果在西郊机场建“黑据点”的问题，二是周宇驰在沙河机场学驾驶直升机的问题，三是9.13凌晨直升机在禁空令传达后起飞的问题。结论说9.13凌晨，党中央向全国下了禁空令，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等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不准任何一架飞机起飞。时念堂13日凌晨2点30接到命令后，没有立即向该师所有部队、场站、调度室等有关部门传达，也没有提出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措施。13日凌晨2点半左右，周宇驰等到沙河机场，3点左右，原203团团长刘景祥打电话向师里报告，有人去机场要飞直升机，时念堂接到电话，既不向刘传达党中央的禁空令，也未采取紧急有效措施，致使周宇驰等劫持直升机叛逃。

时念堂认为这三个问题都不符合事实。

第一、二个问题，是当时空军司令部直接安排的，作为军人，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三个问题据时念堂回忆，接电话后他立即向上报告，然后跑到大值班室给作战科值班参谋蔡长松打电话，让蔡参谋通知沙河203团政委杨庆升，西郊由他传达。前面说过，杨庆升接到禁空令，由于和平麻痹思想，他没传达，并不是时念堂没传达。时念堂放下电话到小候机室找100团政委安治梁，等一会，安治梁来了。他又向师政委、师参谋长等传达了命令，当时吴法宪没说是全国禁空令，也没说马上向部队传达。正在这时，接沙河203团刘团长电话说直升机逃跑，当时忙于处理此事，传达比较零乱。因为是直升机起飞后10分钟才向师里报告，虽然马上采取措施，但已经晚了。

时念堂认为，在处分决定前没有任何人找他核实有关事实，没听他陈述，也没任何人告诉他1978年宣布他是“林彪死党”，“双开”的决定还算不算数。扣发他十几年工资和物资供应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都没有讲。所以留党察看期满，让他写个材料申请撤销处分。时念堂不写，表示不承认。

专机师政治部主任盛岳献说，我管干部，派人向地方移交。到海淀人事部门联系时念堂的退休安置，但地方政府认为这个处理不符合党的政策，拒绝接收。我向上报告，没人理，推来推去。专机师交不出去，只好将时念堂的供给关系和党的关系暂时留下，党的关系“挂”在师通信科，退休工资由师财务科发。20多年过去，至今时念堂的关系还“挂”在专机师。

时念堂仍然不服，为什么给我这样处分决定？凭什么给我这样的处分？他认为太重，一直在申诉。从上到下，谁听了他的申诉，都说他冤。连机场的职工家属、临时工都说，你刚出国回来，没接师里的工作，与你有什么关系？时念堂多次找，上上下下都很同情，叫专机师拿出个意见，报到空军。但有人说“两案”班子已经解散，就拖下来了。

就是降职到正团，按14级套，也应该按师职标准，时念堂1943年参军也符合这一条。但是，这么多年了，他仍是正团退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给办医疗证，住院、医药费报销都成了大问题。你还没开口报销，人家比你还困难。老伴姜树芳说，我们老时太实在，人家脸色稍一变，他就不愿意再说了。有一年春节时念堂高烧39度多，住在大病房，因为休息不好，病拖了很长时间。

时念堂还在不停地上诉。递上去的申诉信不知有多少封了，总是没有回音。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说，这事是有些冤，但上边不说，我们不好办。只要上边批，我们马上办。让他自己写信给军委副主席。也有机关的同志劝解一番，时间太长啦，有些问题难以解决。

时念堂伤心地说，一切交给党，一生交给党，那时组织对下边关心，有错想办法挽救，而现在是不理你。难道我们党现在的政策不是“有错必纠”了吗？不管怎么样，我对党对人民没做亏心事，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同时搜集证据，不断地往上写信，他坚信问题一定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