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期《散文选刊》抢先看(4)

人一旦老了，许多事情就由不得自己，他成了一场赌局的筹码，输赢全由命运和子女来定。村里的一个姓孙的人家，有三个儿子，但没有人愿意让老头住在自己家里，就在场院盖了两间小房子，老头独自住在那儿。有时候，他们回去给他送饭，有时候竟然也就忘掉了。

有一年冬天，天奇冷，而且暴雪，路都几乎不通。老人的孙子过去看他，发现他已经冻死在小屋里，炉灶里有不多的灰烬，而屋子里还有并没有填进去的柴火。没人知道，他究竟是无力再去添火，还是根本就不想再往炉子里加柴，自己选择了冰冻而死。他死了，按习俗哭哭喊喊抬出去埋掉，因为对自己不孝的不安，他的儿子们在送葬的队伍里哭得极其大声，生怕村里人不晓得他们的悲痛。但是依然没有用了，这些人在村民的心里被永远地定义在不孝的耻辱柱上。表面上看，他们的相处没有任何变化，但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已经不能跟他们有由衷的认同，把他们看作是冷漠者，再交往任何事情都会小心谨慎。

另一个村里人，是我家东边的邻居，是自己把自己饿死的。他常年在蒙古族聚居区打工，会说蒙语，会唱蒙古歌，善于驯服烈马，当然也沉迷于烈酒。某年冬天，他喝醉了酒赶着车，结果自己不知为何倒在了车前，受惊的牲口拉着车从他的身体上碾压了过去，车轮压坏了他的脊椎，他彻底瘫痪了。

据说——只能是据说，因为他的家人忌讳谈论他最后的死，但人们似乎都知道这个秘密。在医院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妻子把他接回了家。可他不愿意住在屋子里，因为不愿意被串门的人看见自己的惨状，就一个人住在仓房里。他的女儿去给他送饭，却被他打了出来，他不想再活下去，或者说，他想死了。一开始，他的妻女还不停地劝说，试图让他就这么活着，但毫无效果，很快她们也失去了耐心。就这样，他几天后遂了心愿，死掉了。

对于他的选择和他家人的默认，大多村人对此表示理解。他们不会责怪他的家里人没有坚持，反而觉得这个人活得挺有主见。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样的话，并非在所有人那里都是有效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精神所无法承受身体带来的痛苦，死成了最好的事。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相信有来世，以为自己在这一生受了苦、遭了罪，将来必能换来好过的另一重人生。这曾经被当作是愚昧，但果然是这样吗？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生活是以另一套逻辑在运行的，这套逻辑中也包括对死亡的特殊理解。

即便没有来世，活着对他们而言，也并没有更多的乐趣可言。年深日久的劳作，年深日久的身体的病痛，年深日久的穷困和无望，都让生这件事变得不那么吸引人。活着，那就活，活不下去，那就不活。这既不是消极，也不是达观，只是一种极端的随遇而安。

5

好吧，我必然要写到另一种死亡，它被叫做自杀。

在乡村，自杀是一种很常见的死亡方式，每一年都有人以这种方式离开世界。有关自杀研究的社会学和精神学著作非常之多，比如涂尔干、布瓦赫、施耐德曼等。我这篇文章完全无意于从理论或学术的角度来讨论自杀行为，我更希望从乡村生活和个体经验的角度去分析它的存在与发生。

自杀者并不限于某个年龄层，或某个阶段。我一个亲戚家里，有一个小表弟，是一个小胖子，总是笑呵呵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亲近的自杀的人。读初中的时候，他因为一些事被学校冤枉，回到家里父母又批评，一时冲动，竟然找到农药喝掉，抢救无效，死了。在几十年前，青少年的自杀行为并不是偶发，几乎每隔几年都会听闻某村有这样一个。当然，现在我们也能从网上看到很多孩子因为家庭、教育、感情等问题放弃生命，大部分的议论都指向外在的应试教育、同学矛盾、家庭困境等等。我想，还有必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件事反思，那就是对于这些年轻的生命而言，死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何要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这里面的特殊一类是抑郁症，但有很大部分青少年自杀，并不是因为抑郁症，而是因为他们把死亡当作了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案，一了百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选择在一定的实际意义上是有效的，他们的确因为这种方式而彻底解决了所有困难。从这里再出发，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为何死被当成终极的解决方案，是否有可替代的方案，如何改变青少年的死亡观念等等。

村里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成年后娶妻，生了两个孩子，夫妻俩的关系一直还好，属于农村里最常见的那种夫妻，会吵吵闹闹，但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但就是这个妻子，却在有一年的大年三十喝农药自杀了。大年三十，在一般的人的观念里，不仅仅是全家团圆的时刻，而且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一种平和的状态，平常里可能引起争吵和打架的一些小事，在这特殊的时间里都会受到限制。吉庆时分有对矛盾的消弭功能，但在另一方面却可能是激化功能。这个妻子的自杀，是因为被丈夫批评年三十的午饭做得不好，在平时，饭菜做得差也并不是多么大的事，但这件事恰恰发生在年三十，分量就不一样了。

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厨艺不精本身当然是一种心理压力，而特殊时刻被指责，则加剧了这种压力。因此，她跟丈夫吵了起来，争吵之中他们提到了死。丈夫大概说了“你有能耐你就去死”这类的话，之后自己气冲冲跑了出去。妻子越想越难过，找了农药喝了下去，很快发作。两个孩子哭喊着去找到父亲，他大惊失色，找村头的大夫来给妻子洗胃，但已晚了，女人很快在挣扎中死掉了。一个生命消逝了，几个家庭破裂了。

前面提到的邻居，虽然是自己绝食而亡，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被认为是自杀。这其中有着微妙的差别，正如想死和不想活并不一样。自杀应该被当作一种具有指向性的行为来看待，但这类绝食却是对生命的放弃，这个人所要达成的仍然是身体的自然死亡，而不是喝农药、上吊、跳楼等特殊的自我戕害的死亡方式。

一般情况下，自杀所表达的是对命运的极端反抗，但在乡下，一个人选择去死的原因和情形是更为复杂的。这方面已经有了非常优秀的著作来谈，比如学者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这部书有着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细致深入的文化分析。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克制着自己不去过多地对照和参考这部书，但其中的一个例子帮我打开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