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期《散文选刊》抢先看(7)
我们总能从各种新闻上看到，在很多地方，婚姻正在变成一桩交易，各种形式的彩礼钱，不停地往上涨，甚至达到了论斤称的地步。家家为此苦恼，却又家家维持着这个习俗，乡村社会就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别人家如何操持婚事，你就必须如何操持。每次看到类似的事情，我都十分感念妻子和她的家人。
我愿意分享一下我们乡村婚礼的一些小细节，因为它反映了我们那儿的一些民俗，而这些民俗在我看来是很值得注意的。2009年我们结婚时，我在北京还什么都没有，也出不起常规的彩礼钱。我们领了结婚证，然后去老家办了几桌酒席，因为是暑假，她家里正是农忙时节，而两家相隔山岳，甚至都没有办法来人参加婚礼。她只身一人，完成了我们的婚礼。
因为不能从娘家把她接回去，但要完成必要的迎亲接亲的程序，我和妻子前一天晚上住到了镇子的宾馆里。那天黄昏，我们走在夕阳里的北方小镇街道上，讨论着晚饭吃什么，像两个流浪的人。记不清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那天的晚餐只不过是两盒泡面。我们身上的衣服，是从北京回老家前在新街口的一家小店买的。就连婚纱，也是在小镇路上碰见一个小店，临时起意买的。那天晚上天气炎热，而宾馆的空调并不好用，电视也只有几个难看的频道，我们只好把时间花在打凶狠的蚊子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一个理发店给她化了淡妆，做了下头发，坐表弟的车回到家。她相当于，从异乡嫁到了异乡。然后是一整套老家的婚礼习俗，简单，也不乏热闹。刚坐到屋子里时，按规矩，也是因为没有吃早饭，母亲和婶子们给我们端两碗刚煮好的饺子。这种饺子包得很小，被叫做“子孙饺子”，一个个挤在碗里。我们饿了，一口一个地吃着。这时候，窗外四叔家的小弟高声问，嫂子，生么?妻子没听明白，说，什么?他又问，生不生?妻子还是不懂。旁边有人笑说，是问你饺子生不生。妻子说不生啊，挺好吃的。众人开始哈哈大笑，人们教导妻子说，不能说不生，要说生。我们才恍然大悟，其实这个问题是在问女人，要不要生小孩，你若回答生，他们便会接着问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母亲也笑，说饺子煮得很熟，一点都不生，这要是前些年，端上来的饺子肯定是生的。我和妻子不得不庆幸。
中午照例是请村里人和亲朋好友吃酒席。通常的情况，都是在院子里垒锅垒灶，在自家的屋子和邻居屋子里摆桌椅，吃酒席的人按照安排一轮一轮地吃。因为我们结婚时正是夏时，村里人田地里活都比较多，没办法请人来帮忙，便在村子东边的小饭店办简单的酒席。
我们挨桌给客人们敬酒，自己并不需要喝，因此没有醉，但很疲乏。午后休息了一会儿，太阳不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群弟弟妹妹和侄子侄女越过院墙，到后面的田野上照相。那时候油菜花开着，荞麦花开着，玉米长到了一人高，而大豆已经结了小荚。山野上，各种野草和小花都开着。我们沿着小路往北走。北面的大山被即将落下去的太阳投上阴影，显得沉稳而深刻。因为西山的原因，田野的一半也被阴影笼罩了。那时候真是乡村最美的时候，白天的温热快散尽了，你能感受到的是一种熨帖的温暖。那天下午的田野，是我在整个婚礼中感受到的最美好的场景。
夜晚的时候，也有一个玩闹的环节，热闹，却并不夸张。会有人找八个盘子，四个里面放上花生瓜子糖，另四个盘子盖在上面，但上面的盘子外边的每一处都被抹了猪油，很难用手拿下来，滑滑腻腻的。盘子里装的东西被编成了类似于字谜的谜语，让我们猜，好在这种形式对我们来说并不难，很容易猜，只是用手去揭抹了猪油的盘子很难。他们要的就是为难结婚的人。
而我小时候老家的婚礼，禁忌要更多一些，比如新娘子进院子的时候，属虎的人得回避，否则不吉利。但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三叔和三婶结婚的事。三婶老家离我们村二十多里路，而且是山路，只能赶着马车去。接亲的人早晨出发，吃过中饭从那边往回赶，到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新房里，几个奶奶们在铺新被褥，再给窗户糊了一层新的纸。被褥的四角和窗户纸里，都藏了糖块，或者几毛钱。新人坐到炕上之后，小孩子们就可以冲上去翻抢这些糖和钱了。之所以很多环节都是为孩子准备的，表面是因为他的游戏性，但内里仍然是中国人对于生育繁盛的向往，潜意识里认为这些凑热闹的孩子能为主家带来更多子孙。因此，这些婚俗除了热闹和喜庆之外，许多都隐含着对生育的期盼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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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编完的一个稿子里得知，西藏阿里的一些地方曾经流行的是走婚制度。这种制度是这样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男子通常到女子的闺房幽会，直到女子怀孕，他们便不再来往。等女子把孩子生下之后，男子再请人去女子家提亲。这里面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必须等孩子降生才能提亲和正式结婚，生育成了婚姻的先决条件之一。这当然是极少数地区因为各种原因而形成的婚姻制度，在大部分地区，生育还是作为婚姻的结果而出现的。
生育在农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农民来说，延续自己的生命就是活着的根本诉求，即便这个生命存活下来，是和他一样受苦。除了最常见的所谓养儿为防老的观念之外，多子多孙多福寿，既有现实经济的考虑，更多的孩子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但也有家族文化上的考量，人们对照着自然界的生物，会觉得子孙多证明着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力强。这种观念一直潜伏在我们的基因之中。
八十年代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管得很严，超生罚款能罚得人倾家荡产，也有村民的牛被拉走，房子被封掉，但是还要生。我所出生的地区，有些门路的人家，就到派出所把自己的户口改成是蒙古族，得少数民族政策的便利，可以多生一个孩子。以至于造成了许多亲生兄弟姐妹，不是同一个民族的怪状。当然，也有怀孕的妇女被管计划生育的人捉到，送到乡卫生院去堕胎，但这种情况极少。大多数的是把孩子生下来，面对当时是天文数字的罚款，那时的计生干部，从本质上也更愿意收缴罚款，而不是强制堕胎。现在想来，真是荒谬，这完全是用钱可以买命的逻辑，只要交得起罚款，随便你生多少。
越是穷的人家，生育的欲望却越强烈，特别是那些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家庭。但有时候，一家如果生了三个女孩，生儿子似乎不再是他们一家的事，而成了全村的事。人们总是在议论他们为什么没有生男孩，这些街谈巷议慢慢演化成压力，和固有的封建观念一起压迫着他们继续去生孩子。以至于到后来，生一个男孩不单纯是传宗接代的问题，还成了一个证明自己家族有能力延续下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