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生育的压力,催生了一些极端的行为或有关极端行为的谣言。在我读大学之前,就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传言:说某些人因为不能生儿子,竟然残忍地割了别的小孩子的生殖器去做药引子。我们村附近并没有谁家孩子被戕害,但每隔几年,总会有这样的传言被“言之凿凿”地传播,却无人能说得清到底是哪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后来我一直好奇,人们热衷于传播这种言论,除了想警示小孩子注意安全,提防陌生人之外,到底还有哪些心理因素。我印象里,大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常有戏谑的表情和语气,特别是他们在面对一个或多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们会说,你再不老实,小心有人来割你的小鸡鸡。在村里,以前总能见到一个大人在拿小男孩的生殖器开玩笑,用手弹一弹,或者嬉皮笑脸地问他那是什么。但从来不会有人对女孩做这类事。这背后的文化根源,仍然是千百年来对男根的迷恋和崇拜,只不过这种迷恋和崇拜以游戏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计划生育这四个字,精准地体现着这项国策的核心,那就是有计划地去生育。但对于青年夫妇来说,生育可以计划,性生活却很难计划,那时候避孕措施比较落后,也不可能使用安全套等措施。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避孕措施主要是靠给已婚妇女上环来实现。那些行走在田野里,奔跑在山上,转悠在锅台边的女人们,肚子里装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环。他们要通过各种严格的审批手续才能拿到准生证,有了这个证明,才能去医院把避孕环取出来。这个内置于身体的金属环,其目的是有计划地让育龄妇女怀孕,但它的影响完全超出了这个目的,这其中包含着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改变。
我仍有模糊的印象,每当村里的妇女们要去乡卫生院上环或取环的时候,她们的丈夫们会找一辆四轮车,载着她们去四十里外的卫生院。四轮车一大早就停在村子中央的广场上,突突突地冒着烟,响着,似乎在告诉人们,她们要出发了。妇女们穿上了平时干活不舍得穿的衣服,叽叽喳喳站在车厢里,她们有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那些丈夫们踟蹰在街上,吸着旱烟,偶尔有一两个人会开开玩笑,但开得很谨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所有人都不会提到相关的内容,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和生育相关的事,但它同时是和“性”相关的。这一点无疑是村里人最不愿意公开谈论的。因此,女人们的“兴奋”中多少也包含着禁忌被有限度公开的快感,当然还有她们终于可以穿着好看衣服去一次乡上,摘掉或上了那个避孕环之后,有机会去商店买一瓶雪花膏两块手巾,从各种意义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那个年月,普通人家一年也不会去一趟乡里的,虽然只隔了四十里路。
一件私密事件,就这样变成了一种公共事件,但文学对于这些的更深层的表现,似乎还不够。后来读莫言的《蛙》觉得不满意,其中一点,就是因为在这部小说里看不见活生生的个人,如同我老家那样的人,他们面对计划生育这项政策的复杂感。我们那儿虽然和莫言笔下的山东很不相同,但有关计划生育的情况,大致是一样的。计划生育在农村不是一个单面的事物,也不能被简单地斥责为一种机械的冰冷、残酷,虽然这一点在现在看来仍然是它的本质。但我们要理解那个时代的生育观,就必须把很多具体的情况考虑进去,或者说,计划生育及其相关措施的推行,不只是和控制人口的出生相关,它还相应地参与了改变和重构农村的伦理秩序、家庭结构。
在更早的一段时间里,连节育环都没有推广的时候,曾由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妇女们做节育手术。没有手术室,就是在村西头的一间土坯房里,简易的手术工具,唯一的消毒措施就是用开水煮,或者把手术刀放到火上烤。有人因此感染,然后死掉,当然更多的人活了下来。对于死去的,她的家人也并不痛恨医生,他们只是觉得命不好,要么为什么别人活着而偏偏她死了呢?这是愚昧无知,可愚昧无知的背后,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早就无奈的逆来顺受。
事实上,这所有的对健康的不尊重,都并非是一种人为的刻意的恶,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恶,或者说,这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绵延数千年的朴素的生命观。他们把这叫做命,不是命运,命运是一个过于书面化和西化的词语,命则是底层的本土的民间。在乡村社会里,对于无信仰的农人来说,命就是最大的主宰。一切全由命定,那么命又是由谁来操控的呢?有时候是老天,有时候是鬼魂,有时候是自己的前世孽缘,等等,并不需要存在一个具体的神。
命既然是一种先在的、个人难以改变的东西,那他们对它的态度就变得简单多了,总结为一句话,就是要认命。因此,同样是做简易条件下的手术、同样是面临风险,受伤或死掉的就被看作是命不好,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们不太容易把责任推到手术的实施者,政策的制定者等身上。生来即是命,既无可逃避,也不能改变。
9
对妇女们来说,怀孕固然辛苦,但生产才是最关键的。
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了自己和弟弟出生的情形,那个年代在我周围的同龄人,大概都是在差不多的境遇下来到人世的。母亲怀孕后,家里的条件很差,人似乎也更能承受艰苦生活,孕妇也和别的人一样,没有现在的营养品,更多的时候就都是和家人一起吃小米饭、咸菜,喝白开水。如果没有不能忍受的病痛,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产检。1981年的秋天,村里的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包产到户的政策也没有实施,为了挣更多的工分,母亲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和队员们收割庄稼。因为是生产队集体作业,五个人一组,母亲为了不落后只能更加努力。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孕妇和其他人一样干农活的情形,但在当年,这却又是农村的常态。我赶上了村里集体主义的尾巴,那年秋天作为登记在册的人口,我分到了生产队的粮食。第二年包产到户,我也有了自己的口粮田。
我的出生并不顺利,接生的是村里的接生婆,她采用各种方法帮助母亲,但辛苦了两天还是没有生下来。不用说卫生条件,那时连能够擦拭的卫生纸都没有,甚至只能用沙子来代替,这在如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后来情况紧急,家里人不得已找来村里的老中医帮忙,我才终于来到人世。月子里,母亲唯一的营养品就是家里攒的和别人送的鸡蛋。奶水很少,而且可能因为孕期母亲一直在劳动,生产又不顺利,我的身体不太好,经常闹毛病。熬到8个月大,又得了一场重病,在乡里医院待了三天,没任何效果,不得已到了林东镇医院,一个医生大胆地做了手术。从去到回,住院十九天,花费计一百九十块钱,捡回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