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期《散文选刊》抢先看(6)
巴特要把死亡叙事化，策兰试图用诗来为死亡赋形，或者说为一代人所承受的历史罪恶赋形，他们的做法在文学上都是成功的，但在生活层面，这种努力并不能帮助他们抵御死亡或死亡的本能。他们后来的命运，证明了这一点。1970年4月20日左右，策兰在巴黎塞纳河上从米拉波桥投河自尽。策兰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他对于死亡的真正赋格。1980年2月25日，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外被一辆疾驰的卡车撞倒，后送去医院疗养，本以为无大碍，但一周后情况却急转直下：他已经无法说话，身上插满了管子，到了死亡的边缘。他的好友、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向我做了一个要求放弃和永别的动作，意思是说：不要挽留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好像活着已经令他厌倦。”巴特有关死亡的哀痛，终于也变成了他自身的一种选择。
写到策兰和巴特，并不是要把“我们那儿的死亡问题”引向文学或者哲学的思考中，而是想借此展示不同的人如何面对和理解这个论题。策兰与巴特和我老家的普通人一样，都需要面对死亡这个事件。我个人并不认为哲学家或诗人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更具有普适性，或者说，我认为在处理这种相似的人类经验时，一个底层的农村人和一个知识分子之间是没有本质差别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且没有大路小路的区别。我以为，民间的很多观念和行为方式，同巴特或策兰之间是类似的。
那么，在我们那儿，他们都如何面对亲人的死亡呢？就我所观察到的情况，人们会为某个人的死找到必要的理由，比如他做过错事，他年纪足够老了，他小时候就有过不祥的征兆，等等。他们会不断重述死者活着时候的趣事，他们让死者所使用的日常生活物品继续发挥作用，或者说，他们善于把死拉回生活叙事之中，让这个生命叙事的终结者成为生活叙事逻辑链条上的一环，这样它就失去了全部的负面威慑力，和吃饭、种田、睡觉没有了区别。再有就是，他们把死者的故事，集中投射于他留存的某件事物上，一个烟斗，一棵树，一把锄头，他们在生活中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触摸和讲述，让死者重新回到人间。如果非要学术一点说，他们把死亡符号化了，只不过这些符号是日常的、生活的，而不是哲学的、文学的。
对他们来说，最难以抵抗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遗忘，是对他们和死者之间发生过的故事细节的遗忘，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那么迫切而谨慎地为逝去的人选择遗像。遗像并非死者最好看的照片，而是对生者而言最能代表死者在他心中形象的照片，他凝固的表情就是人们大脑记忆储存的核心符号。我记得有好几个亲戚，都不无难过地跟我提到过，他们记不清自己去世多年的亲人的样子了，为此他们努力去回想，即便想起什么，却难以确证。甚至在这样一个影像化如此普遍的时代，我们随时可以找到人们的各种照片的时代，你忽然间看见某个逝去的人，还是会心里一惊：“哦，原来他（她）长这个样子，原来这就是他（她）。”故去的人在记忆中变得形象模糊，无法确切地被回想起来，我们就会感到恐慌，既恐慌于死者由此开始真正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更恐慌于我们和死者间经历的一切也随之消失。好吧，我想说的就是，死去的并非只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他者，还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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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怎样明亮的语调来谈，死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要暂时结束这个话题了，现在我们终于要写到生了，生活的生，生育的生，生命的生。好在有生，才让死变得不那么独断专行，因为生生不息，因为方死方生，因为生死轮回。
而作为生活的生，更多的时候被叫做活着。活着，真是一个纯粹的中国词语，关于普通人的所有生命含义，都可以浓缩在这两个字里。活下去，永远是我们的根本诉求。但我这里无意把这个词语的全部维度都展开，我只想从这里面截取和生育有关的故事来写。
要说生育，得先说婚姻，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因缘际会地结合，然后创造生命，然后十月怀胎，然后呱呱坠地，然后养大成人，然后再给他（她）娶妻或嫁人，重复千百世来祖先们的逻辑。婚姻在这个链条里十分重要，它把陌生人变成血肉相连，把个体演变成家庭，把少男少女变得成熟，更重要的是，它稳定地创造不断延续的生命。
早年的时候，人们喜欢多生孩子，特别是男孩子，觉得家里男劳力多好。但很多家庭面临着一个实际的困难，那就是给他们娶媳妇，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好让这个家族稳定地延续下去。在我们那儿，二十年前还是媒妁之言，但不叫媒妁，叫介绍人。人们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这种事会上电视，会变成一个被人追看的电视节目。
我依稀记得，三叔到了适婚的年纪，爷爷就开始张罗着找人给他介绍对象。找的人当然是熟人，他们汇总自己的记忆里提取某个村子的某个姑娘的名字，说某某年纪相当，似乎不错。这边就稍有判断，然后觉得可以，就托人去打听，等等，这一套一般的没什么区别。两个人就这样，订婚，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大部分都过了一辈子，再给自己的儿女操持婚姻。这是一个从遥远向遥远不断延伸的重复的链条。
只是，有时候这个链条断裂了，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舅爷，就一辈子没有成亲，一个人生活了五十多年。有一段时间，他离开村子去打工，然而也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又回到村里干老本行，做羊倌。他死去的十年后，我在有关故乡的《舅爷》里写到他，想起他一生都是孤苦，不禁感到悲伤。于是，在那篇文章里，我凭借一个写作者的天赋权力，假设他打工的岁月里曾和一个女人有过感情，曾被另一个女人温暖过，虽然最终的结局还是孤零零回到山里，但他有过爱情的生命毕竟不同。
他自年轻时离开父母跟着姐姐到内蒙古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死后也葬在异乡，没有后人。等父亲那一辈人老去之后，我这一代人大部分都不住在乡下了，再到年节回去，已经未必能找到他的坟头，也就不能给他烧一刀海纸了。他就这样孤零零地永远埋在山野之下，直到将来某一年因为种种原因，被人挖出来，只剩几根白骨，谁会在乎他是谁，来自哪儿，是不是结过婚呢?所以，假设他曾有过女人，甚至假设他在远方留下过私生子，成了我代替这世界对他人生所能做的唯一补偿。我多么希望这些并不是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