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期《散文选刊》抢先看(5)
这个案例是说，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妇喝了乐果农药，当被询问为什么要喝农药时，她的回答是出乎意料的。她说：“我喝药的时候是因为听到一个声音，叫我喝药，我就喝了几口乐果。”又问这个声音是谁。她说：“好像是家里去世的老人的声音。”随后作者知道这个女子曾加入过香门（一种民间的宗教团体），这个声音是和她加入香门同时出现的。作者由此分析到，这个农妇喝农药可能是参加香门之后的宗教体验，或者用精神医学的术语说就是作为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幻听，并进一步探究她加入香门的动机是在家庭关系中的委屈，这其中还包含着婆家和娘家的背反式的角力。
我想由此所展开的思考是，所谓幻听的出现和重复出现的背后，其实所隐藏的仍然是乡村社会对于死这个特殊观念的应用。比如家庭中的争吵，人们经常会用到死字，会咒骂对方去死甚至不得好死，并且会更具体地说：你怎么不去上吊呢？你怎么不喝农药死了呢？这些争吵催生和强化了死亡作为一种极端选择的优先性。
作为生活叙事的一部分，死亡对他们来说并非是突然的冲动，而是草蛇灰线一般地潜伏在日常的每一个黄昏、清晨，在田间地头或堂屋，在茶余或饭后。这种语言的潜移默化，年深日久导致的是两种可能，其一是让死亡成为一种受委屈之后的优先选择，其二则是由此淡化了死亡的恐怖性，也就是把死亡日常化了。这两种可能性都让自杀者在选择去死时，忽略了它终结自我生命的本质，而突出了它的反抗和符号意义。因此，死这一行为不只是生命的终结，还是逻辑、伦理、日常生活的终结。在中国古代，有死谏一说，即大臣们为了让帝王接受自己的建议或要求，用死的方式来逼迫。这是很特殊的一种传统，其逻辑是，死亡能增加所要求之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意思是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说的是对的。“在中国，人们自杀不是因为厌倦生活，也不是因为想从耻辱或悲伤中解脱的怯懦想法，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愤怒，或者他知道他的死会陷对手于不义。”
在上面几个故事里的主人公，遵从的都是这一逻辑的变体，当两个人争吵或发生矛盾时，一方无法在日常的秩序里战胜另一方，有时候会选择死，把死作为终极武器。比如上述那个年三十自杀的妻子，她的死亡动机包含有很强烈的惩罚性，你不是让我死吗，那我就死，我看你怎么办。她试图借助自己的生命代价，把对方置于一种伦理和逻辑的绝境，当一方选择死亡时，另一方就算有天大的道理也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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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生活都看作一种叙事，死在这个叙事体系里的作用就是终结日常叙事。或者说，不管是意外的还是自然的，死亡总是能把日常生活戛然而止，这有点像电影院里的片尾字幕。每当电影放完，片尾的字幕出现时，作为叙事的电影故事已经终结，死亡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但对继续活着的人来说，死亡却是一段新的叙事的开始，这就涉及人们对于亲人离世的接受问题。人类文明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和接受基础上的，比如哲学、宗教，等等。即便在最普通的社会生活里，这也是每个人早晚必须面对的现实。
数年前，我曾听一个人说，母亲去世后的几年里，她一直无法接受这件事，总是感觉到母亲并没有死，但是她知道她死了，于是便经常极度伤心，号啕大哭。对于死去的那个人来说，死亡只是一个不可逆的事件，但对于她的女儿来说，却成了一个不断重复的事件，她无数次地重新经历母亲的死亡过程。在幻想中，她试图以各种方式来让母亲起死为生，她成功了，但一旦从幻想中醒来，母亲就必须再次死去。
这让她绝望，她既无法承受重复的悲痛，更无法想象自己的亲人必须不断死去的可怕。那次谈话里，我曾试图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的回答是，她的恐惧在于不知道母亲死后会怎么样，她觉得死后的世界太阴暗了，母亲一定在受苦。我们随后讨论到，中国的死亡观和西方的是不一样的。西方因为宗教的原因，会认为死去的人升到了比人间更美好的天堂，而中国民间的认知却是，人死了之后去了阴曹地府，统治那里是阎罗王牛头马面这种鬼怪，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地方。因此，很多人对死亡的恐惧不是死本身，而是对死后的世界的恐惧。她随后说确实这样，当这种痛苦折磨了她几年之后，她有一次偶然接触到一个教徒，那个人告诉她，她的母亲一生行善，死后一定会去天堂而不是地狱，并给她描述天堂是怎么样的地方。渐渐地，她不再那么焦虑，强迫自己去接受这种想法。她不信教，但相信教徒所说的好人上天堂。几年后，她已经笃信，母亲是在另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安度晚年，以至于到现在能够坦然地谈论这件事了。
当然这种东西方对比是相对的，也是笼统的，人们对死亡特别是亲人的死，和整个生命都有关系。只是中国的文学里面，对死亡的叙述多倾向于怀念和悲痛，较少有西方学者对这件事本身的哲学或符号学的那种努力。我曾经策划过一本书，是大学者罗兰·巴特的一本日记，叫做《哀痛日记》。1977年10月25日，罗兰·巴特的母亲在经历了半年疾病折磨之后辞世。母亲的故去，使罗兰·巴特陷入了极度悲痛。他从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写日记，一共写了两年左右。成书的有三百三十块纸片，每一段都很短小，且沉痛，用一种碎片化的方式记录下了他的哀痛经历、伴随着哀痛而起的对母亲的思念，以及他对于哀痛这种情感的哲学思考。对巴特来说，哀悼这种行为，本质上也就是对“死亡”这个问题的驯化，或者说是把一个他者的死亡事件，内化到自我的精神秩序之中。他说：“在哀悼中也就存在一种激进的、全新的对死亡的‘驯化’；因为先前，它只是一种借来的知识（来自于他者，来自于哲学），但现在它是我的知识了。它几乎不能给我带来比我的哀悼更多的伤害。（1978年5月1日）”
巴特驯化死亡的方式是通过叙事来实现的，但叙事本身又不断在强调母亲的死亡，他在转义的同时带着强烈的试图唤醒母亲的幻念。他的这种简短的叙述，排除了文体的制约，集中表现人类情感在极端情况下的反应。大概在稍后一点时间，我策划的另一本有关保罗·策兰和英格堡·巴赫曼的通信集中有一首策兰的名作，叫《死亡赋格》，则向我展示了另一种有关死亡的诗学回答。策兰的死亡之诗背后，有着一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背景，特别是奥斯维辛及其对人类界限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