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到底是什么·新诗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假问题
新诗到底是什么
废名新诗理论探赜
新诗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假问题
新诗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假问题。诗歌是什么，新诗也就应该是什么。但是新诗自诞生以来，它作为诗的资格就一直存在疑问。直到今天，新诗仍然面临着是不是诗的质疑。这是因为新诗的存在冒犯了众多批评者心目中某个不成文的诗歌标准。因此，新诗要想确立自己的合法身份就必须从理论上驳倒这个诗歌标准。事实上，只要稍予考察，我们就清楚那些对新诗感到无端愤懑的批评者，其心目中怀有的这个诗歌标准并非来自对诗歌本质的洞察，而是源自中国传统诗歌在其诗歌阅读经验中的感性积淀。也就是说，新诗被指责为“不像诗”并非因为它违背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不像旧诗。新诗是不是诗的问题，实际上在广泛的程度上涉及一个新诗和旧诗的关系问题。这里自然牵涉到新诗和旧诗的宿怨。新诗在其诞生伊始就是通过对旧诗的否定来确立其存在的依据的。在新诗的初创阶段，旧诗正是新诗的正面对手。旧诗如此，新诗乃如彼。这是胡适创立新诗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逻辑。新诗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胡适.《尝试集》自序[M].//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381.]这样的动机，在新诗运动初期针对旧诗的爆破战中是相当有效的，为新诗迅速赢得了同情和支持。但是一旦进入建设阶段，胡适以其“八不主义”为中心的“新诗学”就显出了其粗陋的一面。实际上，其中足以引为新诗“诗的建设”的材料是非常有限的。嗣后，郭沫若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郭沫若.论诗三札.//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243.]，以闻一多、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提出“格律化”，初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提出“纯诗”概念，正是感到了胡氏
“新诗学”在实际写作中的不敷应用，而想为新诗提供新的理论工具。这些主张的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使新诗成为诗。如果说胡适的新诗主张的核心命题是“新诗不是旧诗”，那么后来这些主张的核心命题则变成了“新诗不是旧诗，但它是诗”。这无疑是对胡适新诗革命理论的重要补充，而且它们确实也在各自的层面上涉及了诗所以成为诗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遗憾的是，这些主张并没能在胡适的否定逻辑以外为新诗确立新的理论根基，尤其是在新诗和旧诗的关系问题上仍然没有做出建设性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甚至从胡适的立场上有所后退，“新诗是诗”某种程度上被演绎为“新诗和旧诗都是诗，故而新诗和旧诗是相通的”。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对新诗和旧诗的性质没有明晰判别的前提下讨论它们之间的相通，极易将二者等同而模糊新诗自身的性质。在新月派的理论和创作中，都有一种“在新诗和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石灵.新月诗歌[J].文学.
1937，8(1).]的倾向。象征派诗人中也有某种试图沟通东西方诗歌的模糊的意识，认定“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M].//李金发诗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435.]。多少令人意外的是，在新诗和旧诗的关系问题上做出建设性的回答，为新诗确立自身的诗学身份的不是哪一位新诗人和新诗批评家，而是友情客串新诗的著名小说家废名。废名在1934年11月发表于《人间世》第15期的《新诗问答》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然而对新诗的实际进程却影响有限的观点：“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则是诗的”，新诗“内容是诗，其文字则要是散文的”[废名.新诗问答[M].//废名.论新诗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1~212.]。同一时期，废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新诗课上，围绕上述观点，对新诗的内容和形式、新诗写作的方法、新诗和旧诗的关系、诗人身份等一系列问题均做了比较系统的回答。我以为，废名对这些问题极富创见的回答，对于我们今日回应某些人士对新诗的责难，对于我们认识新诗的性质和前途，以至对于我们今日的实际写作仍然具有丰富的启迪意义。它们是废名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诗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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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新文学革命理论对旧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全面诘难。在形式方面，胡适把用典、对仗、模袭古人、语言陈腐、不讲文法作为旧文学的主要罪状；在内容方面，把“无病呻吟”、“模仿古人”、 “言之无物”列为“吾国文学三大病”。然而就诗而言，胡适的批评看似火力很猛，准头却显得不够，远未能完全摧毁旧诗的阵地。在形式方面，胡适的批评没有超出诗的技巧范围，因而在细节的纠缠中磨钝了批评的锋刃，并未能触及形式问题的实质。在内容方面，他的批评同样失之空泛，缺少理论的穿透力。最大的问题在于，从胡适的批评中，我们并不能对旧诗和新诗性质的异同获得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胡适“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中隐含的“白话中心论”也给新诗人们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似乎只要采用白话，旧诗的种种顽症就霍然不治而愈了。在胡适那里，白话本来是作为输入新思想新精神的语言工具引入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工具却演变成了目的，“文学革命的第一步”被简化成了最后一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直把白话文学的源头追溯到汉朝，看起来似乎是在为新文学张本，实际上却是模糊了新文学自身的性质。果然白话文学是古已有之，那么新文学的立足点又在哪里？这个问题对新诗来说尤为显得尖锐。如果旧诗人们也能把白话诗做得很好，那么提倡新诗是什么意思？新诗存在的依据在哪里？新诗之“新”又体现在哪里？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那么新诗就很难有一个可靠的前途。实际上，确有很多初期的白话诗人不久就走了回头路，重新做起旧诗来。其中原故确实颇堪玩味。我以为，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初期的白话诗人大都和胡适一样，并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新诗的性质。他们以为新诗之“新”不过在白话，所以趁着年轻时候的一股新鲜劲儿玩过一阵，不久也就厌倦了。按照这样对新诗的意见，单单在白话一方面做功夫，实际上还是在旧诗的性质范围内翻筋斗，结果自然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旧诗在它自己的性质范围内，实在已经把一切花样都玩遍了。很多初期的白话诗不过是把旧诗的意思用白话改做了一遍。而由于这个白话的形式和旧诗的内容在性质上并不协调，结果好像小脚女人穿高跟鞋，总给人一个别扭的感觉。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在旧诗中既难有自己的位置，又不具备新诗的性质，其文体特性也就很模糊。对新诗能否成立的怀疑也因此而起。这个感觉，在读者是如此，在作者也不能不有所自觉。所以，与其“新瓶里正卖的是旧酒糟”（废名语），还不如索性回去做旧诗，倒能落个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